十里洋场。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不寻常的中国青年。而容闳，则时时会想起他在耶鲁许下的诺言。
1860年冬，容闳决定去南京——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探究太平军的内幕。
当时许多西方人都把太平天国起义看成是中国的一场革命。还记得容闳童年的老师郭士立夫人吗？她的丈夫郭士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熟人。当郭士立回到欧洲，把太平天国的起义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满怀热情的期待，甚至用文学的语言描绘：当欧洲的反动分子逃亡到中国，逃亡到长城脚下的时候，他们会看到长城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南京，容闳和他在香港认识的洪仁玕见面了。洪仁玕当时已是太平天国的“干王”。他对容闳和同行的几位传教士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在寒暄数语后，洪仁玕就询问容闳对于太平军的观感如何，是否赞成他们的行动并愿意与之共事。
容闳回答说，他无意投身太平军，但愿意贡献一些建议。他希望太平天国能做七件事：一是依照规范的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二是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大批有学识的军官；三是建立海军学校；四是建立公民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五是创立银行制度；六是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七是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洪仁玕与容闳详细讨论了这七条建议，然而接着便无音信。等待多日，一天，洪仁玕让人送来一个小包袱，容闳打开看，是一枚官印——他们要授予容闳四等爵位。
容闳很失望：他的治国意见不被采纳，太平天国充满蒙昧，对中国政治决无革新的影响，与他想建立的“中华共和国”相去甚远。
不过，太平天国之旅令他终生难以忘怀，直到垂垂暮年还在思考有关太平天国的问题，并在《回忆录》中专辟一章《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提出了几个值得人们注意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他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纪律松弛和道德堕落；断言太平天国式的农民革命既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也不能把中国引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尽管这样，容闳并未全盘否定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正如他所言：“这次叛乱的唯一良好后果，就是打破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
容闳在失望和孤独中又度过了三年。在一个多数人都还在昏睡的国度，醒来是痛苦的。容闳此时正从事茶叶贸易，虽然赢利颇丰，却抑郁不欢。在一次贩运茶叶的途中由于遭遇匪徒，他身心受到重创，在上海卧病数月。“我的志向是改造中国，应在大处落墨，”容闳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心情，“像这样为生意忙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
就在此时，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在他面前出现了。
在上海，一些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他成了朋友。突然有一天，有人向他转达了曾国藩的邀请。原来是因为那些学者的介绍，引起了曾国藩对容闳的注意。
1863年秋天，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约见容闳。他的名帖递入不到一分钟，侍从立即引他入见。曾国藩请容闳坐到他旁边，含笑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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