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足打量了容闳几分钟，仿佛要看清容闳的外貌有何异样。
曾国藩说：“我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是良好的将才。你目光威严，一看就是有胆识的人，定能发号施令，驾驭军旅！”
曾国藩的意思并不是让容闳带兵打仗，而是看出他性格坚毅，能担当大任。当时曾国藩已接受学者们的进言，决定设立西式机器厂。约容闳见面，是要与他探讨机器之事。几天后，曾国藩又一次约见容闳，他开宗明义：“如果今天要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应当从何处着手呢？”
容闳内心想说的是兴办教育，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培养西式人才。但此时，他顺从曾国藩的期待，还是决定先从器物层面入手，于是提出兴办洋务，建立工厂。曾国藩深以为然。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他精于理学，崇尚礼教，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下大功。但他也清醒地洞察了中国闭关锁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深重危机。曾国藩认为自己生平有“三耻”，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他早在1860年就发表过“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的意见，对“洋务”格外留意。容闳曾亲眼看见，在曾国藩的总督幕府中，法律、数学、天文、机械等专家上有百人之多。
容闳向曾国藩直言相告，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创设一个只适于制造来福枪的机器厂，而是要建设一个能适用于制造来福枪、大炮、弹药以及其他各种专用机械的机器厂。曾国藩全权委托他购买“制器之器”、聘请外国工匠，要求他详尽调查何种机器于中国最为适用。于是这年冬天，容闳赴美定购“制器之器”。
1865年春天，订购的机器全部运抵国内。江南制造总局有丁日昌收购的旗记铁厂的全套设备和容闳采购的“制器之器”。两部分较为先进的机器合在一起，“其中各种紧要机器工程，无不全备”，弥补了以前机器不齐全的缺陷。到了19世纪末期，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了。
容闳作为一个纵观全局的中国近代化实践者，认为实业计划和教育改革同样重要。他于1867年6月在上海发起筹建华商轮船公司，并且草拟了《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个章程多达16款，是代表华商提出的第一个民营轮船公司方案。它在集股、管理、分红诸方面仿效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试图通过发展中国新式轮船航运业，打破外商对这一领域的垄断。
清朝当局对于容闳创设轮船公司的条陈似乎并未看重，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才意识到“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的重要性。1872年，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名义筹办“轮船招商十九事宜”，并把这个以吸收民族资本创办的民营航运企业定名为“招商局”。筹建“招商局”的朱其昂在拟定该局第一个章程时，把容闳五年前提出的章程作为重要借鉴文件。
域外文明的引进往往遵循器物—观念—制度三部曲，购买“制器之器”属于器物文明的引进，但容闳最着力的一直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则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