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建设，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而面临的重要课题。两次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代边防多在西北的状况，东南沿海疆域成为了近代中国国防要地。原来那种“华洋隔绝之天下”的局势，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从而赋予了海防问题以近代的意义和全新的内容。也就是说，对外防御的对象已不再是历史上的周边少数民族以及如明代那样散股的倭寇和海盗，而是日益向外扩展殖民市场、力图按照预定设想称霸全球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与此同时，海防问题已不再是只涉及东南沿海安全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独立地位和民族发展前途这一全局性问题了。进而，海防建设也不再是增加旧式“风篷”和“孤矢”，而是中国向西方学习“长技”，实现“自立”、“自强”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海防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和海防基地。近代中国的海防建设虽由曾国藩发其端，由李鸿章实际主持而不断付诸实施，但丁日昌无论是在海防理论的完善上，还是在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具体实践中，均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866年曾国藩就与彭玉麟专折奏请朝廷建立新式水师，以此作为预筹近代中国海军的第一步。因此，当丁日昌于1867年在预筹修约条款中提出建立三洋海军的设想后，立即受到曾氏的赞扬。正是在曾国藩的肯定和鼓励之下，丁日昌于次年拟订出《海洋水师章程》。1868年3月上旬，曾国藩在一封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特意嘱咐说：“至江苏水师，重在外海，昨已与阁下详晰言之，顺有复总理衙门一函，并原信俱抄呈台览。请阁下就近察看询访，详议章程，以凭会奏。”一个月以后，曾国藩又在信函中提醒丁日昌：“外海水师极为当务之急。……其外海水师改定章程，亦请阁下于两月内核定见示。”从而，在曾国藩的一再嘱咐之下，丁日昌很快改订出《海洋水师章程》供曾氏上奏朝廷。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客观形势，为适应近代化轮船、海军的需要，丁日昌根据中国沿海海域的条件，将新式海防建设划分为北、东、南三个区域：北洋海军驻天津，辖直隶、盛京、山东海面；东洋海军驻吴淞，辖江苏、浙江海面；南洋海军驻南澳，辖福建、广东海面。总设大兵轮6号，水炮船10号，北、东、南三洋共计48号。每洋各设一提督，三提督半年会哨一次，“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裁汰旧式师船，“沿海一切艇船可以废弃不用”，以所节省的经费供给这48号轮船之用。这个方案是对曾国藩有关水师建设方案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曾国藩在是年5月下旬的信函中对丁日昌的这一方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外海水师，阁下统筹全局，拟建三阃”，体现了“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的特点。至于你回复总理衙门函件两封，我读过之后感到“深得要领”。然而，丁日昌的这个方案存在着某些缺陷。如他虽一再强调了三洋海军要相互联络，统一指挥，但并未为此制定出合理可行的制度来加以保证，更因清廷缺乏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经费的紧绌，所以这个方案在当时未能引起清廷的重视、采纳和实施。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