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省去了不少力气。对此，曾国藩在《致沅弟》一信中说：我因多年用心过度，又兼肝气郁抑，目光昏花，幸亏近来得到“次青（即李元度）、意城（即许振棉）、仙屏（即郭嵩焘）三人相助为理，凡公牍信缄，我心中所欲达，三人者之笔下皆能达之，稍觉舒畅”。然而，李元度自被我劝入从军多年未及回家看望老母一次，很有“假归之意”，但因军情紧迫，我不得不“强留之”。实际上，李元度的要求并不过分，“五年未归，思母极切，亦至情耳”。所以，希望弟弟你“速归速出”，“以便放次青归去过年”。如果你“目下不克速归，到家后不克速出”，那么就请你来营小住20天，以便“次青得于九月归省亦好”。
从这段文字可见，自幼失去父亲的李元度，并无兄弟姊妹，可以说母子之情是特别深厚的。然而他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驱使之下，不仅应曾国藩之约“出师东征”，而且为鼎力帮助其渡过难关，在五年时间里未及回家探亲一次，真是难能可贵。因此，曾国藩不只一次在家书中对李元度的人品及其与自己的私交表示念念不忘：“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应当说，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这一评价，既符合客观实际，又是出于内心的肺腑之言。
当然，李元度毕竟是一个书生，出谋划策可以，总结别人的经验过失也头头是道，但带兵打仗却并不擅长。
1855年8月中旬，李元度拟率平江勇东渡作战，曾国藩感到极不放心，特意以“数事谆嘱”其千万牢记：一是“扎营宜深沟高垒”；二是“哨探严明”；三是“禀报详实”；四是“痛除客气”。尤其最后两点，曾国藩诚恳地指出了李元度的缺点。关于禀报军情要做到切实无误的问题，曾国藩是针对李元度“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的毛病而言的，指出事先不切实弄清楚，事后声言也就已经晚了，“以后禀报军情，务须至实至详”。关于“痛除客气”的问题，曾国藩针对李元度对“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的情况未加体察而言的，希望他以后切实加以“痛戒”。
李元度对于曾国藩的谆谆教诲并未产生反感，在内心也想将其落实到行动上，但由于他在治军方面的才能实在欠缺，所以很难尽速改掉自己的缺点，从而导致部队缺乏纪律、彼此不和等问题愈加突出。
曾国藩为帮助李元度尽快提高治军才能花费了巨大心血，可惜的是，由于李元度实在不是带兵之材，曾国藩对他的许多教诲之言所起作用也就不大，最终因兵败徽州而受到曾国藩的参劾。
1860年5月初，清军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击溃，至是月底先后有张国梁、和春、徐有壬等地方督抚大员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兵败自杀。太平军于是乘胜攻占苏州、常州，获得江苏战场上的主动权，同时向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于5月31日上奏苏南“军情万分危急”，请求清廷颁旨催曾国藩率师东下“援苏保浙”。自6月7日至18日，清廷连下八道谕旨促曾国藩迅速出兵援助苏、浙，并给予他两江总督的实职，以便节制各路清军。
但曾国藩另有打算，并没有立即执行清廷的命令。他的理由是：“苏、常既失，则须通等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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