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5年8月底塔齐布病逝于军中之后，曾国藩所能依靠的湘军陆师主要是罗泽南等部。水师因被太平军截为内湖与外江两支，能与曾国藩息息相通的只有彭玉麟等部。因此，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身为幕僚的李元度，早在1855年2月间就主动请求“招平江勇自行统率”，一方面用以护卫曾国藩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分散、牵制一部分太平军。起初，曾国藩极力加以劝阻，后见李元度态度坚决，便让其招练千人，“在国藩身边护卫耳”。随后，李元度将其部扩充至3000人，先后转战南康、湖口等地。这支部队虽然只打过几次胜仗，败绩较多，但的确减轻了南昌的压力。李元度为一纯粹书生，在粮饷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他率领3000士卒转战赣东北，出生入死于艰难困苦之中，体现出誓与太平军为敌、效忠朝廷、为曾国藩分担忧愁的精神。
尤其让曾国藩不能忘记的是，李元度部所需饷项并未给他带来多少麻烦。因为在“出师东征”后困居南昌之时，朝廷没有固定的军饷供给，曾国藩只得向各地长官强装笑脸化缘。他起初只让李元度招练1000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军饷困难的考虑。后来，李元度扩招至3000人，曾国藩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得明确告诉李元度，军饷问题要自行解决。
李元度深知曾国藩的苦衷，在欠饷20万两的情况下，他想出了增加学额让捐生捐钱以弥补军饷奇缺的办法。曾国藩在1858年7月再次出山后的9月间在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对李元度的这一绝招作出了充分肯定：“次青一军欠饷二十万，断难弥补。次青乃设一绝妙之法，捐十万两请增广平江县文武学额各十名，又捐五万两请增广岳州府文武学额各五名。”原因是，1853年朝廷有新的规定，捐银一万两者，除“各该捐生家给予应得议叙外，其本县准加文武学额各一名”。1857年春天，湖南办理损输加额一案，长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醴陵等地各加学额十名，但湘乡加三名，平江加一名。原因是湘乡仅捐三万两，平江仅捐一万两，为数太少。“次青以此项应得之口粮银出捐，加县学十名、府学五名”，真可以在学宫前享受香火，流芳百世了。
兵勇们在得知可以立碑于学宫的消息后，也都很愿意做这件事。因此，我认为这件事如能办成，“诚为美举”。弟弟你的兵营中现在欠饷多少？如果积欠至七八万以上，则可以“与各哨弁勇熟商，令其捐出”。你如能办成此事，亦可在学宫前享受香火，流芳百世。你的军营中如果“不能捐出许多，则或倡损二三万”，我再劝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等人各捐若干万两，“凑成七万之数，亦可办成此事，不让次青专美于平江也”。
其实，曾国藩在信中不仅仅只对李元度的才能进行了肯定，更有一层深意：李元度出于对曾国藩的深厚情谊，在曾处境危难之际，不仅带兵作战，甘受风险磨炼，忠心实意护卫其生命安全，而且想方设法自筹军饷以维系军心，减轻曾的负担，为其渡过困境作出了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元度自入曾幕起就是帮助曾国藩处理公牍信函的一个好帮手。他中间虽曾自领一军转战各地，但在大政方针的策划方面均少不了他的参谋。
曾国藩自1858年7月复出后，李元度又回到曾幕**的老行当，为体弱多病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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