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本人并不长于打仗，所以凡属他自己临阵的时候，一般都是吃败仗，尤其是率湘军转战湘、鄂、皖、赣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一方面因太平军势力处于兴盛时期，另一方面湘军水陆各师缺乏实战磨炼，曾国藩的处境一直极其艰难，只是到了1860年以后情况才发生好转。正是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李元度始终追随曾国藩于左右，扶助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854年2月下旬，曾国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之下，率领湘军水陆各师1.7万余人正式出师东征。在与太平军经过几个回合的遭遇战后，一度夺得湘北重镇岳州。然而，因初次出战的湘军水师缺乏临阵经验，加之洞庭湖面北风大作、波涛汹涌，所以在太平军水营的猛攻面前，湘勇顿时慌了手脚，溺死者不计其数，损失战船、辎重船数十艘。紧接着，王宪部湘军大败于临湘羊楼司，太平军乘势于4月初对岳州发起了攻击，曾国藩被迫退师回省会长沙自保。岳州之役后，由石贞祥、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占距长沙城北仅50里的靖港，4月24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45千米的湘潭。与此同时，湘东南的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与之毗邻的两广边境会党势力更趋活跃，“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设想”。此时，湖南地方当局慌了手脚，曾国藩于是召集众将计议用兵方略。会议的中心论点，集中在军锋先指靖港还是湘潭的问题上。曾国藩在同意塔齐布、彭玉麟率湘军水陆主力进攻湘潭的同时，临时改变主意拟率水师大小战船40多艘、陆勇800多人向靖港进发。他的理由是：“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他认为，如能夺占靖港，便可沿江北上援鄂，好向朝廷有个交代。
对此，李元度的头脑比较冷静。他力劝曾国藩不要感情用事、轻举妄动：“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但曾国藩主意已定，任何人的建议也听不进去，就连李元度、章寿麟请求同行，曾国藩起初也不同意，且将写好的一份遗疏托李元度在他死后交由湖南巡抚代陈，一份遗嘱由李元度转交给他的几个弟弟。由此可见，初次出道领军的曾国藩，书生意气仍浓，不顾客观情况的制约，为了取悦于朝廷而作孤注一掷的努力，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窥透曾国藩心迹的李元度与陈士杰暗地商议，事先安排幕友章寿麟隐藏在曾国藩座船船尾，以便情急之时阻止曾国藩寻短见。结果，曾国藩兵败如山倒，羞愧之际欲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拼命拖拉也无济于事。正当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章寿麟从座船后舱跳了出来，将他强拉上岸。见曾国藩寻死之意未绝，章寿麟信口编言安其心：“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李元度则开导曾国藩，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因一时败绩而失去立功建业的远大抱负。这样，曾国藩才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回到长沙城郊的南湖港。
恰好此时，湘军在湘潭方面获胜的消息传来，才使曾国藩破碎的心灵得到稍许慰藉。患难之际见真情，李元度不仅自岳州、靖港兵败以来不离曾国藩左右，而且反复开导他、鼓励他不要悲观丧气：尽管打了败仗，但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塔齐布、罗泽南等治陆师，杨载福、彭玉麟等治水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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