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12%，这与他要求迅速增加收入的期望有着很大的差距。
与之相比，彭玉麟和刘于浔的水师每月应从江西得到厘金2万两，也就是在同样的50个月期间共100万两，他们似乎全数收足。真正激怒了曾的是，拨给左宗棠的三个厘金站收入迅速增长。虽未见到其数字，而左的报告称：“江西抚臣于臣军饷事最肯关心，解款拨项未经截算。”左宗棠获得这一优待的原因不难找到。彭和刘的水师对江西防务有直接的重要性。而且，刘是著名的江西士绅首领。与之相似，左的部队对于保卫江西浙江走廊有决定意义，而广信则是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部分。不久，曾即对江西布政使李桓和他管理的江西厘金局表示不满。1862年11月，他请求朝廷下令调查。
1860年8月，江西厘金短少已经十分明显，曾得到朝廷准许，开始取用江西漕折银达每月5万两。从1860年9月至1862年1月，这笔钱按期送到，其后减为一月4万两。1862年10月，因叛军威胁江西，这一款项停付。除了厘金之外，1861-1864年，大约有白银132万两交付给曾，其中76万两来自漕折，其余取自督粮道的库房（道库）。
应该为沈说句公道话。我们应当注意到，他已经尽可能长久地顶住了建立江西武装的压力。当需要额外军事经费时，他首先考虑收回的是输送给北京的，而不是答应给曾的粮饷。扣留曾的经费是最后一着：曾的军队已经远离江西，所以谈不上防卫江西。在这一点上，过去为曾辛勤效力的李桓，这时也赞成在安排军费时要有所先后，意即江西安全要放在优先地位。江西官绅为此兴高采烈，但曾则大动肝火。
厘金收入减少，漕折银撤销，曾的亏空激增。他的部队只拿到40%的薪饷，比过去少了20%，而且拖欠了8～15个月。据曾所称，在他的9年战斗生涯中第一次出现开小差，原因在于没有足够的薪饷。因此，1863年6月，他转向九江关税，要求其每月发给3万两白银，但是只拿到一次15000两。下个月曾派部队保卫江西东北，将其费用转到江西，沈得到皇帝准许扣下了这笔钱。然而，根据曾的幕友赵烈文说，沈阻止给钱是因为第一次付款时未经他同意，故对曾产生了忿恨。赵断言，沈不明智地听信了那些自私的僚属们的意见。不论情况如何，曾觉得沈应当归还这15000两白银。看来九江海关是遇到了真正的财政困难，因为不久他们就无法给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提供经费了。
对曾来说，情况非常令人不满。1864年年初，事态终于到了紧要关头——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沈留下全部厘金用于省内。照理他应和曾商量，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或许这是对曾早些时候的单方面行动进行的报复，但这样使事态发展得更糟。曾感到非常愤慨，他严厉地提醒沈：
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他责备沈，作为一个官员是对上司无礼，作为同僚和他的被庇护人，则又全无体恤之心。
曾、沈在人事政策上的长期不和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记得，早些时候曾将他的亲信安插在江西厘金局。他们和省里官员们一起工作，牵连在政治活动之中，但沈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其中有些人被沈处分和辞退，事后曾又重新任用。在已经非常紧张的曾沈关系中，这又是一个刺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