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准备好了之后，由江西自己的指挥官率领，协助安徽、浙江的湘军作战。这样，他们可以得到作战经验，不必担心在湖南人手中受到虐待。沈希望这一计划只须增加少量费用就能改善江西防务，同时可以减轻曾国藩的责任，而又不必削减曾的军费。
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实现这个计划了。1862年10月，曾反复警告沈，安徽南部形势严峻，叛军可能进犯江西北部。到了1863年六七月间，曾的援兵还未到来，沈害怕1861年李秀成造成的破坏再次发生，便迅速征集了6000名雇佣兵。这时叛军到江西已近三个月，洗劫了鄱阳湖以东地区。幸亏开始时有新“勇”的机动单位和曾国藩的部队（刘典部下），又有曾自己的增援，八月间局面得以控制。这次危机之后，沈下了决心，江西省不能再如此脆弱。因此，他从曾处留下一万人。原先，曾承担这些部队的供应，作为他保卫江西的一部分责任。可是这时曾的资源减少，尽管他知道江西财政困难，他仍将这一笔费用让江西负担。这样，江西军费剧升了30%（即每月增加6万两）。
虽然这时江西省的防务得到加强，但大部分军队却集中在东北角，其他地区的防卫依旧很薄弱，1863年年初，省会南昌只有1000士兵，作为最后一搏，沈命令每个人都招募一人，并加以训练，这样使城防兵力翻了一番，尽管他也知道如此拼凑在一起的部队是不大靠得住的。他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使江西安全。1864年年初，在江苏、浙江被打败了的叛军越过边界进犯江西，江西只好靠曾国藩派遣的鲍超和杨岳斌手下的两万人来抵抗。
各种防卫措施以及对外来武装的供需供应，使江西省的财政大为紧张。像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江西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在理想情况下，作为省里最大收入来源的土地税和人头税，每年可征收1958437两。其次是田赋，可得922860担。商业税主要有两类：一是常税（“正常的”关税），货物从长江边的九江和南端的赣州两地进出江西，分别为539281两和84471两：二是杂税，即店铺、出售牲畜、酒、造船、皮革工业的税，全年合计91623两。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正如预计的那样，各类收入急剧下降，但是由于两个新课目的创设而使收入有所增加。这两个新的课税项目是厘金和1863年开始的通商口岸——九江的关税。1860-1864年，江西省的收入大约为1690.3万两。
对曾的资助一步步减少，必然导致曾和沈的剧烈争吵。自从曾插手江西事务，他总是跟当地不友好的士绅和行政官员发生争执。他在政府中安插亲信，经常提出增加经费的需求，导致人们对他的厌恶感不断加剧。但最重要的是，江西对曾的军队所作的财政承诺无法兑现，事态恶化到顶点。这些问题的根源，虽产生于沈担任巡抚之前，但问题在于沈能否改善这种状况，避免和曾的关系破裂。
在1860年中期，曾的最初计划是，江西每月交给他14万两厘金。在50个月的时间内，即1860年6月至1864年8月，应当给他700万两。1862年，江西省未受叛军骚扰，他期望厘金收入至少翻一番，但这根本没有实现。事实上，一开始交来的就达不到目标，有时短少不止一半。在50个月内，江西勉强交给他厘金615万两，平均每月12.3万两。较之他的最初计划，这一数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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