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足，现在变得更加薄弱。然而江西财政本已窘迫，现在还得承担支持曾、左的繁重任务，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任何有意义的军事集结的可能。沈的解决办法是提高政府运作质量。他认为，如果审慎地挑选地方官，老百姓的苦难就会减轻，这样，至少省里就有可能重建军事力量，增加财政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目前，江西只能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勉强使现有军事力量有所增强——途径是慎重选择军事人员，训练军事首领。
沈葆桢不仅想到了权宜之计，他还深信民政极其重要。这件大事久久盘踞在他的心中，于是在1863年出版了《居官圭臬》（给在位者的箴言）一书。书中，他强调服务的第一要义：“为官一日，要行一日好事。”和士绅以及普通人相比，“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要服务得好，一个官员必须不腐化，要勤勉，决策和用人之时要十分谨慎，又要自我警醒：“做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在这本书中和别的地方，沈重申传统名言，知府和知县都是儒家官僚政治轮子上的嵌齿，“父母官”所处的地位能做很多好事，也能极大地伤害人民。
沈葆桢进一步声称：“当内政失常，天下大乱之时，一个好知府比一个好将军更有价值，因为知府的仁政可以将坏事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军事力量只能对付普遍不满所引发的病症。”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形势往往不允许政府采取这种做法。尽管1862年以来清朝的命运有所改善，但是江西仍然时常受到种种威胁。不久沈就发现，他的时间太少，而面临的任务却很艰巨。
沈葆桢对省级政府的看法是：所有机构都重要，各有特定职能。他忠实于儒家信仰，强调挑选人才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一个富有地方行政经验的人，他又相信外放官员的时候，他们的才干和职位一定要相称。和他对行政的看法相一致，他认为挑选地方官员时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只有有德行的官员才能给人民带来太平。他在担任江西巡抚的几个月内，不顾吏部的反对，将吉安和南康的知府互调，理由是出于他们各自能力的考虑。吉安知府有理解力，谨慎，尽责，但是无力应付玩忽职守的官员以及世仇、械斗、抗税、把持衙门的讼棍。吉安名声不佳，即使在最好的年代里也是难治理的府。相比之下，南康知府真诚、廉洁、聪明、果断，是全省最卓越的知府，让他管理一个小而简单的府，则大材小用了。从儒家德行来说，两人差别不大，然而他们的能力有很大差距，沈坚信互换职务将产生有益后果，故他未经北京批准就径自施行。当地记载表明，在沈实施这一措施后，吉安情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当然，儒家教条主义者主张德和才是同义语。沈是务实的，而非正统的，他显然看出了两者的区别，并据以实行人事调动体现出来。但是，类似的行政措施所应用的范围有限，正如他所认识到的，巡抚的主要任务还是在于解决吏治不修的问题。
长期战争带来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退化。朝廷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松懈了，许多玩忽职守和怯懦导致的事件没有引起重视。加之政府需要卖官鬻爵以征集军费，许多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进入了政府机构，甚至有些人连办理最简单的公文都有困难。于是，冒着妨碍政府征集经费的危险，沈清除了这样的人。18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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