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策。根据获得的情报和中外报刊披露的消息，他发现有些外国船只违反中立法，公然给入侵中国的法国舰队补充煤、米和武器，并发现英国和丹麦在中国开办的大东、大北电报公司为法国收发电报，便捷了法军的军事行动。于是，他就急忙致电总理衙门，请总署照会各国，要它们遵守《国际公法》，不给法舰补给军用物资，特别是要英国和丹麦饬令大东、大北公司，在战争期间不为中国的敌国传递电讯。他还发现，在中国向法国宣战之后，法国公使巴德诺脱借口法国尚未向中国宣战，不仅违背公法，赖在中国不走，而且以上海租界为巢穴，购募汉奸，侦探消息，办运粮食，散布谣言，大搞间谍活动。于是，他又致函总署大臣阎敬铭，提出了应拘捕至少也应驱逐法国公使的建议。他指出，法使留在上海，为害甚巨，中国决不能任其“侦我虚实，制我要害”；又指出，“巴使所居，虽名为法租界，然仍系中国之地。按之公法条约，无两国业既开战，而使臣仍居其地者。即指名擒捕，或限期驱逐，谁曰不宜”。因此，他拟请朝廷马上严密擒拿巴德诺脱，在给予优礼厚遇的同时，不管他如何咆哮，将他软禁于内地。这样，出敌不意地扣押了与法相茹费理等一起力主侵华的凶恶敌人，势必能骤灭敌人的气焰，使我方争得主动。阎敬铭颇为赞赏薛福成的提议，可惜的是，他和其他王公大臣们又畏首畏尾，唯恐妨碍了日后的和谈，因此最后没有实施这条必将使侵略者十分狼狈的好计策。
薛福成在宁、镇地区积极筹防时，越南和我国台湾等地的战斗已更趋激烈。1885年2月14日即农历甲申年除夕，南洋舰队“开济”“南琛”“南瑞”三艘军舰出人意料地退入了镇海口门。原来，“开济”等五舰在统领吴安康的率领下，奉命南下增援台湾。一天前，他们在福建洋面遭遇了七艘法国军舰。怯敌如虎的吴安康等人未放一炮便仓皇北逃。“开济”等三艘巡洋舰一口气逃到了镇海，而速度较慢的“澄庆”“驭远”两艘小军舰则躲进了象山厅的石浦湾。两天后，没等薛福成派去援应的宁波护城兵勇赶到石浦，它们就已放水自沉了。薛福成懂得，如今法国舰队一定在全力搜寻“开济”“南琛”“南瑞”三舰，它们不仅会给镇海招敌，而且在这退路不长的浅口内，它们容易被法舰击沉。因此，他再三劝谏三舰的管驾，乘法舰尚未赶到的机会，赶快驶回江阴。接着两江总督、浙江巡抚等人也一再电令他们赶快回防。可是这些管驾唯恐在洋面上猝遇法舰，所以躲在港内，迟迟不肯返航。到二十八日傍晚，孤拔率领的四艘法舰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下落。法舰驶入金塘洋面，把炮口对准了镇海口门。
战争已一触即发，薛福成赶紧会同欧阳利见等人采取应急措施。几天前，他们已撤去了口外沙滩、暗礁的灯塔、浮标，此刻，他们下令，除留下一艘旧船暂不沉下以便日后恢复通航外，将仅剩的口门全部沉船堵塞。他们又鉴于“澄庆”等二舰因水兵登岸溃逃而被迫放水自沉的教训，联衔颁发告示，严禁“开济”等兵轮的弁勇登岸，宣布对违令者将立即处以军法。同时薛福成又从战争的全局出发，一再致电南洋大臣、福建将军等人，向他们禀明敌情，并请台湾、福建的中国军队乘机反攻，收复台北的失陷地区，夺回法国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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