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儿戏”的攻击，他写道：“中国军民的疑虑出自愤怒，不必辨其虚实。而本道也认为此说未必确实，仍旧一意保护，否则早就从严惩处，还会以暂往上海、宁波相劝吗？”针对“各教堂因屡次搬动，不无亏累”的要挟，他冷嘲地写道：“此系法国骤开兵衅所致，该主教似可向法国国家索取赔偿，本道不便过问。”针对“如此妄行不息，定海等处必将自招祸患”的恐吓，他尖锐地揭露说：“彼不过隐示其伎俩，谓可呼召法舰来攻宁、定耳。”他大义凛然地表示：我只知激励兵民，同仇敌忾，久置祸福利害于度外，亦复何所顾虑！接着，他严正警告赵保禄：“你的这种言论，正是表明自己有干预军事的权力，恰恰证实了定海军民的疑虑。要是在军民中传播开来，你和法国教士就要大祸临头了！”写到这里，薛福成又非常策略地给了“主教大人”一个圆转的台阶：“本道亦知赵主教因搬动费事，情急而为此语，不过一笑置之，但在这危疑之际，定海的教士必须迅速迁徙。”读了这封义正词严的复信，赵保禄气慑心服，不得不乖乖地遵守命令。与此同时，在温州发生了焚毁外国教堂的事件，所以赵保禄等人便更加不敢公开捣乱了。
然而最使薛福成担心的，乃是定海的防务。十月中旬，薛福成在实地巡查了定海的防务后，进一步感到这个南北洋的要冲孤悬海外、四面受敌，只要战局一开，就绝难增援。此时，虽有总兵成正邦率领贞字营等已在认真布防，但是仓促之间要设防周密，实在没有妥善的办法。为此，薛福成忧心忡忡，几个月来一直在仔细地筹划对策。还是在海疆戒严后不久，他便听人说起，1846年英军退出舟山后，中、英两国订立过保护舟山的条约。其中第三款是中国不把舟山让与别国，第四款是如有别国攻打舟山，英国必为保护。在这次中法冲突中，英国政府出自保护本国商业的目的，起初准备履行这个条约，后来又因为不愿助华攘法，便宣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订立的《天津条约》没有重申这个条约依然有效，因此该条约已经作废。这些议论，使薛福成心头闪过一个办法。他熟悉《国际公法》，感到英国的说法不能完全成立——两国订立了新约，但如果没有声明将前约作废，也不能遽然废止。于是他在翻阅数十年前的外国报纸，查实了条约的原文后，就急忙禀报南、北洋大臣，请他们通知英国公使，要英国遵守旧约，以便利用这个原来侵害中国主权的旧约来“以夷制夷”，遏止法军对定海的进犯。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劝谕宁波的英国领事去向英国政府进言，并且由幕僚起草，自己反复删润，写成《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在译成英文后，将它寄往伦敦各个报馆。文章对英国朝野晓之以理，动之以利，指出，按照《国际公法》，保护舟山条约并未作废，英国若不遵守条约，头号强国的威望会大为降低；同时，定海地处交通要冲，法国占据定海后，香港的贸易必定会衰落，英国的利益也要大受损害。经过这番活动，英国朝野果然舆论哗然，纷纷要求履行旧约。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也奉政府之命，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了英国不宣布保护舟山以妨碍法国行动，法国也决不进攻舟山的秘密协议。
在为浙东一隅筹防的同时，薛福成还从战争的全局着眼，为这场民族自卫战争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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