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商业利益。这样，缴款造船的华商必定会源源而来，商业必定发展、兴盛，用来保护商船的兵船，也能利用充裕的商务之税作为养船之资。他又指出，中国到处都有未经开采的金、银、煤、铁等矿产。“货弃于地”，外人垂涎已久。中国应使用西方的机器，用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办法来发展矿业，以杜“彼族觊觎之渐”，“兴中国永远之利”。发展了商业和矿业，连同在国内暗增茶税，在对外贸易时提高茶价等办法，就一定能使国家岁收增加，兵饷充裕，奠定富强的基础。
《应诏陈言疏》上达朝廷后，首先在紫禁城里引起很大的反响。两宫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将《应诏陈言疏》发给各衙门商议。其中“海防十议”由总理衙门核议，“治平六策”由吏、户、礼、兵四部分议。经各衙门议复，清廷认为“海防十议”中“择交”、“储才”两条关系重大，并与南北洋大臣在筹议海防时的意见大致相同，而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使节出使海外的措施，正可以起到联与国、练人才的作用，因此清廷终于作出了遣使出洋的决定。同时，清廷又议准由总理衙门刊印《中外约章》和《国际公法》等文件，将它们颁发到各关道、各行省直至各个州县。对“治安六策”的内容，清廷也有所采纳。在此后几年中，清廷陆续地下达了停止捐官的命令；进行了补贴京官的讨论；颁布了稽核州县交代的新章程；向黑龙江、吉林等省相继派出了练兵大臣；较大规模地裁减了绿营，添设了练军；在四川裁撤了蠹民的夫马局，在各省豁免了米商的厘税等。这些改革措施，都同“治安六策”的倡议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份《应诏陈言疏》也在全国各地力求变革的进步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来，购买铁甲舰、训练海军等措施，只是朝廷要员们刚开始密议的内容，一般的道府官员不过是有所风闻而已。而这一身在江湖的知州微员，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能全局在胸，提出了一系列督抚大员们都未曾提出的重要建议，不能不使人们在惊讶之余对其深感钦佩。于是，京师内外比较开明的人士纷纷传抄这份万言书。这份《应诏陈言疏》使薛福成名声大噪，成了洋务派中的一个新秀。
1875年，沙俄在伊犁交涉中诱迫中国的全权大臣崇厚签订了出让大片领土和大量主权的辱国条约；德国公使巴兰德则利用修订双边条约的机会，硬要中国尽免洋货的厘金，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他又发出了战争叫嚣；而日本在吞灭琉球之后，气焰更加嚣张，使中国除了面临西洋的侵略外，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东洋的威胁。面对如此危局，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无不忧心忡忡。
薛福成在日夜忧虑的同时，更加积极地筹划着应变的对策。他觉得，“应之得其道，敌虽强不足虑；不得其道，则无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因此，他网罗见闻、抒展胸臆，将自己认为应采用的“应变之道”写成书面文字，这就是著名的《筹洋刍议》。
在《筹洋刍议》中，薛福成首先依据中外约章应该“期于两国有益无损”的原则，公开提出对不平等条约进行“补偏救弊”。
这部著作是在西方列强抓住“修约”机会大肆讹诈，妄图攫夺新的侵略特权的困境中写就的，故薛福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看待中外约章，如何对付列强就此对中国施加的“多方挟制”。
在开宗明义的《约章》一节中，薛福成根据对世界各国政治情况的了解，首先阐明了中外缔结约章应该遵行的原则：“两国议和，不能无约。约章行之既久，恐有畸重畸轻之事，以致两国之有偏损也，不得不词期修改，以剂其平，此中外通行之例也。然修约之举，期于两国有益无损。损一国以益一国，不行也。一国允而一国不允，不行也。”显而易见，中外缔约的原则就是四个字：平等互利。缔约如此，修约劝；然，就是为了纠其“偏损”，“以剂其平”，最终达到平等互利。
《筹洋刍议》的最后一节《变法》，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薛福成这一阶段思想内涵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在《变法》一文中，薛福成认为当前的中国已步入“中外联属之天下”，“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
既然中国已不能回复到“闭关独治”的老路上去，那就要根据今天的形势与需求变更祖宗的成法，才能挽救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使中国在沉疴中奋起。这才是薛福成呼吁的真谛所在。
薛福成分析道，如今中国与之并峙的对手，已不同往昔，而是“恃智力以相竞”的西洋诸国。为了战胜这些强大的对手，中国只有学习他们的长处，同样凭借智力与之角逐竞争。具体实现以下几个“变”：“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上述内容囊括工矿、商务、交通、电讯诸事，皆从增强国力入手，希望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此外，书中还触及约章、使才和兵制，旨在改变中国“敌国之环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