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刊印，颁发到州县，使有志之士和有关的官幕书吏都能随时披阅，遇到事变，便可援引公法、条约，从容地与洋人周旋。
第二，培养新式人才。薛福成极为感慨地指出，中国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平时高谈气节，鄙弃洋务，只懂些八股文、试帖诗，一遇事变，就像盲人那样不知所措；而号称懂得洋务的，又只有翻译、商贾之流，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也不知其他，这就是国家难觅洋务人才的原因。他认为，要使人才奋起，必须使“聪明才杰之士”都来研求时务。应该为洞达洋务的人专设一科，令内外大臣都来保荐，让“胆识兼优、习辩锋生者”任出洋使节，“熟谙条约、操守廉洁者”任税务司，“才猷练达、风骨峻整者”任海疆州县的官吏。即使是新科进士，大挑举人，优拔贡生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也可予以录用。这样，“功名之路”一开，士大夫习闻惯见，渐渐转移风气，不再专务空谈，“奇杰之才”必定会大批涌现。
第三，重视科学技术。薛福成十分深刻地指出，西方的“器数之学”即科学技术之所以日新月异，是因为西方以科技为要务，凡能独创新法者，可以世食专利，所以人们注重发明创造，常常有因此而一举成名的。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何尝不如西方，但后世的人们却将百工技艺都视作鄙贱的事情，聪明的人才不肯加以留意，所以在科技方面便逐渐落后。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鼓励人们去钻研科学技术。应该寻访出中国的能工巧匠，用官衔来加以表彰，并随时派人带他们出洋游历，参观各种工厂，探索西方科技的奥妙。对于能够发明创造的，就给予奖励，或者给予专利。这样，巧工日出，便足以与西方争长。
第四，加强海军力量。薛福成分析了中国海军与造船工业的现状，指出中国的海军虽已仿效西法，选用“洋将”，但仍不如西方精炼。因此，应该留心物色确有才能的“洋将”，请他们来帮助操练。同时，应该挑选沿海“勤敏”的子弟上西方兵舰见习，几年后学成回国，便由他们来操纵军舰这样就能使海军日益精锐。他又指出，外国的商船和兵舰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中国的船厂在制造轮船时想使它们兼备二者的功能，结果造出了不伦不类的轮船，“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今后必须将兵舰与商船分清楚，才能把船舰越造越好。他还指出，铁甲舰威力巨大，绝非寻常兵轮所能匹敌。中国有了铁甲舰，“外则巡缉洋面”，“内则扼守要口”，还可使其他兵轮有了依护而增加气势。因此，中国应不惜巨款，向西方定购铁甲舰，使海军力量得到大大地增强。
第五，发展商业、矿业。薛福成在此时已懂得求富是求强的基础，开始积极主张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新式企业。他指出，中国设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确实是个好办法。可是应募领船的华商寥寥无几，附在洋商名下去购买轮船，宁可让洋人获得大利的却大有人在。这是因为华商在报税过关时常常要被勒索和稽留，用了洋商名义，则往来自如，较易获利。因此，必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使官吏不得勒索，关津不得稽留，务使他们有利可获。同时还应该让中国商船驶往西洋口埠，分食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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