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年），杨度仰承袁世凯的旨意，著《君宪救国论》一文，竭力鼓吹君主立宪。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杨度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其实，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和袁世凯的想法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这才是杨度一直未得到重用的真正原因。他率先提出“君宪救国论”得到袁的赞许，只不过是起到了为袁称帝造舆论的作用而已！在共和都已出现的中国，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诚然是历史的逆流，但这个人不像一般政客毫无政见，一切从现实利害、升官发财这一角度考虑问题，其中也确实包含了他的某种理想在内。
不久，杨度、刘师培、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六人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时称“筹安六君子”。此后帝制论甚嚣尘上，短命的洪宪帝制呼之欲出。
这六人中有四人曾是革命党人。孙毓筠和杨度关系密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潜入南京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下狱。杨度驰书两江总督端方营救过他。辛亥革命后，孙毓筠出任过安徽都督，也是个风云人物。胡瑛与宋教仁是少年朋友，16岁就参加华兴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被捕下狱。他在狱中还指挥革命，豪气干云，是个传奇式人物。武昌起义后他一出狱就自立为武昌军政府外交部长，后来还在烟台当过山东都督。李燮和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是后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组织过光复军，对上海独立贡献很大。孙中山曾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刘师培是著名学者，精通汉学，参加过同盟会，编过《民报》，鼓吹过无政府主义，也出卖过革命党人。严复学贯中西，以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而闻名于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交情深厚。事后他说自己列名发起人，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杨度和他纵论时政时，他曾表达过自己的见解。不久，报上出现筹安会的发起书，他也在其中，他称这“何异拉夫政策！”但人们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辩解，对这位中国留学界先觉的失节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六人中杨度是个关键人物，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一直没有放弃过。从留学日本到洪宪帝制的破灭，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贯的。所以相比之下，臭名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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