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的“筹安六君子”中还是他比较可以理解。
杨度在有10811人签名的《筹安会请愿书》中提出国体问题应立即付诸民意机关表决，再以国民会议通过宪法。比起辛亥革命之初主张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有所变化，但力主以民意方式促成帝制则是一贯的。
他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君主立宪本为予生平唯一之政见”，“与从前国事共济会之宗旨略同”。“至于鄙人宗旨，于‘君主立宪’四字，一字不可放松。立宪而不君主，必不足以固国本，鄙人所反对也；君主而不立宪，必不足以伸民权，亦鄙人之反对也。”此言表示他始终言行一致，从清末以来就抱定这一宗旨，十几年如一日。只要君主立宪成功，他本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将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为一生之责任”。
事实上，筹安会出笼后，梁士诒紧接着就策划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与之争奇斗妍，劝进之意更加直接，筹安会也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10月，杨度就放弃了筹安会这个牌子，改组为宪政协进会，确定“此后本会方针，应注重立宪问题”。算下来，筹安会一共只存在了两个月。
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却自信自己有开创之功，新朝宰辅非他莫属。当袁世凯赶制龙袍时，他也向远隔万里的巴黎定做首相新装。新装还没制成，洪宪帝国已经夭折，这些衣装至今还存放在巴黎。
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杨度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就有梁启超反对杨度。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通缉令，声称要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列在第一名。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
民国七年（1918年），杨度被特赦返京。
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蒋干在《三国演义》里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杨度的老师王闿运称他是“书痴”。他在《湘绮楼日记》里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杨度自己写诗也自称“书生”，有“书生襟抱本无垠”等句。胡汉民说他在日本留学时“读书甚勤”。还有人说他“有口才，一言既出，四座生风”。这些材料都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形象。
杨度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他的身上缺了些英雄气，多了些书生气。在和梁士诒等形形色色、老谋深算的官僚、政客打交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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