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刘蓉遵父命参加县试，举为首名，始补县学生员，也就是秀才。此时，刘蓉已经35岁了，而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时才27岁。两人差得不是一点半点了。恰在此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中国，天下大乱，朝野震动。刘蓉想专心读书是不可能了。1852年夏秋间，太平军以破竹之势进军两湖，闲居乡间的刘蓉从维持封建统治的本能信念出发，与罗泽南等人在湘乡设立团练局用以自卫。此时，因丁母忧回到家乡的曾国藩正一意守制以尽孝思，尚未投身练团自卫的行列，于是刘蓉数次去信希望他迅速赴局主持一切。对此，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书信中首先说明之所以迟迟未能“赴局陪诸君子之后者”的原因，一是安葬完母亲之后，数月间孝服在身，不便“缟素而入公门”；二是“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而他本人对这两者均不在行，“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进而，他向刘蓉表示，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是大义之责，决无袖手旁观之理”，打算“在百日之后亲赴县城，与诸君子商榷，以明同舟共济之义”。
尽管曾国藩当时对于团局章程一无所知，但他建议刘蓉等人切实注意“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不宜分”。在城内设一总局，选敢死之士400人即可应付事变，另在湘潭、宁乡两县交界处所多设探报，有事即可随时派兵前往镇压。曾国藩的这些建议，后来多被县令朱孙诒采纳。
1852年12月下旬，太平军相继占领汉阳和汉口，清廷慌了手脚，次年1月8日颁旨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湖南团练事务。是月21日，曾国藩正式奉到廷寄谕旨，此时武昌已被太平军攻占。接到朝廷旨令之后，曾国藩考虑再三，草疏恳请在家终制，并拟具呈湖南巡抚张亮基代奏。缮就未发，适逢张亮基派专人持函恳请其立即出山视事，好友郭嵩焘亦到湘乡曾家当面力劝“出保桑梓”。
刘蓉则在给曾国藩的一封长信中，希望他以“救治乱”为己任，不应仅“托文采庇身”。该信首先指出，道丧而文敝，能够得到有才能的人“起而振之”，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而，这只不过是“士君子”不得志的时候之所作所为罢了。你曾国藩“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托文采以庇身”，那么政纲就会不稳；如果仅“藉诗酒以娱日”，那么吏事就会不修。这样的陋习代代相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希望你曾国藩不要再蹈袭覆辙，应将圣贤之学落实到行动之中。
曾国藩觉得刘蓉所说很有道理，于是消除顾虑，于1853年1月25日从湘乡启行赴长沙。
在此前后，罗泽南、江忠源、王鑫等曾国藩的好友也率领团勇纷纷开至省城，与之共商大计。然而，在最初半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曾国藩系书生出身，手中无直接可资调动的一兵一卒，更因绿营兵将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把曾国藩看在眼里，处处与之为难。在助手异常缺乏之际，曾国藩自然想到了至交好友刘蓉和郭嵩焘，但此时刘、郭二人均不在自己身边——刘随曾至长沙没有多久即因病回到湘乡老家，郭则随江忠源转战江西三个月后亦回到湘阴去了。曾国藩于是写信给刘蓉，希望他立即出山相助，同时，曾国藩又致信郭嵩焘应约以当重任。
曾国藩话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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