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恳切，刘蓉和郭嵩焘无由可辞，便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共同筹划有关练兵、集饷等大政方针。但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务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深知刘蓉与郭嵩焘的脾性，只好答应。
1855年秋，刘蓉独领一军配合罗泽南先后攻下湖北崇阳、通城等重镇，曾国藩据其功想举荐刘，当即遭到刘的反对。曾国藩劝解说：“此亦古人之常，且幕客皆叙劳，君何得独不尔邪？”刘蓉却说：“士各有志，不可勉强。”意思是我做事不求闻达，您也不要勉强我，改变我的志向。曾国藩只好尊重刘蓉的意见，以后再没有直接举荐过他。曾国藩之所以能统率数十万大军，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最终将势力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身边聚集了诸如刘蓉等一大批军政人才。这些人淡泊名利，讲究道义信守，注重人品学识的修养和弘扬。这些品质对于在封建纲常伦理秩序大乱的环境下，维系社会人心风俗的纯净与稳定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刘蓉被曾国藩“挟持”再度出山之后，先是遵曾氏之嘱到达长沙助王鑫整顿湘乡练勇，随后来到衡州与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共商操练湘军水陆各营事宜。1854年2月25日，刘蓉随曾国藩率领1.7万余人的湘军水陆各营同时并进长沙，于3月间一度夺得湘北重镇岳州，4月上旬兵败折回长沙。是月底，曾国藩组织靖港、湘潭战役，湘潭方面虽获胜，靖港方面却输得很惨。随后，刘蓉助曾国藩在长沙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留下精锐5000多人。进而，在调回罗泽南、李续宾部至长沙的同时，又令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大量招募新勇，使湘军很快扩展到一万来人，加上从广东、广西奏调而来的水陆各营共计达2万之众，“规模重整，军容复壮”。经过切实休整之后，曾国藩与刘蓉等人决定以水师为依托，于是年7月下旬向岳州太平军驻地再次发起攻击，最终占领岳州，迫使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省境。随后，遵照清廷指令，湘军准备越境援鄂直捣武昌。
刘蓉因家中有事回湘乡一段时间后，于9月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湘军先后攻占武昌、汉阳，10月下旬分三路东进江西、安徽，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于1855年2月上旬兵临九江城下。九江为太平军重点设防之地，湘军因而遭到惨败，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俘获，“文案全失”，连咸丰皇帝奖赏给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搬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件，均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为此羞愧交加，投水欲寻自尽，被左右救起之后，又想策马赴敌以死，被刘蓉、罗泽南等人力劝乃止。自此之后，湘军势力被迫分割成四个部分：水师分成内湖、外江两支而不能会合，塔齐布、罗泽南部陆师分驻九江和江西腹地。刘蓉随曾国藩大营驻南康、南昌一带。
此时，曾国藩因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心绪极度不佳，幸有刘蓉陪伴左右，“夷险共之”，才减去几丝忧愁。
这年7月，太平军在湖北的军事方案基本实现之后，从湖北东南部回师江西，一举占领义宁（今江西修水县），对坐镇南昌的曾国藩造成紧逼之势。9月中旬，罗泽南亲至南康（今江西于都）会晤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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