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沈葆桢进京考试，在考中的231人中沈葆桢名列第42位。由于头三名作为一等进士，沈是二等第39名，于是，他被授予“庶吉士”的头衔，被派到翰林院的庶常馆进行深造。他回福州作短暂逗留后，携眷进京任职。离开家乡时，父亲告诫他应当致力于有用之学。由于科举考试强调的是形式而非实质，考中进士之后需要进一步训练才能得到任命。等级较低的中举者将送到六部或其他官府接受实际锻炼。等级较高的，如沈葆桢这班人，得派到翰林院进修，他们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利用那里丰富的图书资料。到了第三年（1850年）年末，沈考试成绩优良，成为第二级编修（正七品），仍留在翰林院，任务是利用原始资料编修本朝历史。这个很受敬重的任命，即是今后远大前程的关键一步，而那些成绩平庸的人会被派出担任低级京官或是知县。一年之后，沈葆桢被提升为武英殿修书处的纂修，为朝廷编修书籍。由此他有机会熟知政府事务的原理和实践。1852年6月在为翰林学士的侍读学士（从四品）以下人员进行的一次特殊考试中，沈成绩优异，列为四个等级中的第二等。于是，同年9月份，他立即被派为直隶省试的同考官。
评判考官的依据，在于他是否公正地划分考试等级，如何选拔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显然沈干得很好。1853年被推荐担任监察职务。1854年6月，他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从五品）。这是江南六个监察官之一，工作范围在江苏、安徽两省。这是个要职，不仅因为这两省属于国内最富裕的省份，而且这时正在和太平军激烈争夺之中。此外，江南的监察官员有监督钱粮之责，这些在太平军战争中事关重大。沈的监察奏折现存仅三篇，其中都关系到当时一些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奏折特别显示他的改革热情和坚持儒家信念。
19世纪50年代初期，太平军出乎意料地迅速成功，这无情暴露了病态朝廷的虚弱。弊端之一是货币制度。19世纪以来，朝廷已经几度为缺铜所困扰，1853年，叛军完全切断了云南铜的供应，这一币制实际上垮了。军费的增长迫使北京不断降低铜币成色，并且以最小的后盾发行纸钞。伪钞无法控制，造成市场一片混乱。同时，成色不足的铜币，尤其是面额高的，越来越被公众拒用。
纸币同样无法流通。因为虽然照理说可以兑换，但政府却尽量不予兑换，以免纸币崩溃。市面上的纸币价值迅速跌落到只剩原来的一半。为了维持纸币和劣质铜钱的流通，政府对某些文职和军队人员发薪时付给一定比例的纸币、标准钱币和“大钱”——即成色不足的钱。
这些措施，无疑损害了人民利益，危及了政府信用，加上伪币横流，引起了经济混乱。朝廷虽然取消了最受反对的“大钱”，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于是，沈葆桢强烈谴责政府这一存心不良的政策。他强调，降低货币成色不可能解决政府的长期财政困难，相反却使伪币制造者有利可图。他们以劣币买银，而银在双金属本位制中是较稳定的交换媒介。这样，政府储备枯竭，财政稳定进一步破坏。
更重要的是，沈葆桢认为：降低成色不但使公众遭殃，士气低落，而且破坏了政府收入的根基，必然影响地方政府的品质。他害怕大量农民舍弃农田去从事伪币制造，从而减少政府收入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