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政府贫困。虽然这一观点太简单，但他指出降低货币成色会影响各行各业的观点是有洞察力的。例如，商人大部分使用含铜低的大钱，就难于和乡下人做生意；农民惯于使用含铜较高的小额钱币，肯定不愿使用大钱。降低成色的后果是，形成了两个档次的铜钱，会严重阻碍了农产品流入城镇。贸易衰退会进一步使社会不满和**加剧，使已有的问题更趋复杂。
低成色铜钱的流通还造成了另一种困难——税收减少。正如沈所指出的，税款以银计价，以铜交纳，铜钱成色降低造成税收增加的假象，所以他建议北京城及其周围（以钱币纳税的地方），铜银交换的比率应固定在2000文换1两。这样，交税者会感到减税实惠，而政府可以使收入较为稳定。
沈较少批评纸币。政府纸币不受欢迎，仅因不能兑现。如果可以兑成硬币，就可以使大家接受，并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基于强烈的儒家倾向，他主张在处理帝国财政时，货币制度不过是次要的，而谷物和衣着才是根本。所以他提出，土地人口税（地丁）、谷物贡赋（漕折）应以实物代币。上交北京的部分仍然交纳银两，以便运输。留在各省的部分应以80%～90%交铜钱，余下则交实物（谷与织物）。如此改革，人民就更有能力交税，谷物和织物则储藏在各省，使面临叛军袭击的省份得以维持民众生计。
提出反对通货膨胀措施的并非唯独沈一人，但大部分反对意见都是温和的——多数省级官员在引进新货币时放慢步伐，他们或强调民众拒用，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态度。很少有人像沈那样有所准备，作出尖锐的批评和提出解决办法。唯一的例外是户部左侍郎王茂荫（1798-1865年），他是咸丰财政改革的中心人物。这里必须指出，王提出的批评和解决办法，正如他的职务所要求的，较之沈更多地基于财政金融上的考虑。因此，王所担忧的是，降低成色的货币带来了脱缰似的通货膨胀，而沈则全盘抨击降低货币成色的根据。
诚然，沈所提的补救办法是儒家理想主义和青年监察官的天真淳朴的结合。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推行仁政，而没有估计到叛乱和社会**年代里这些措施的可行性——在运输严重阻塞期间，以实物交税是不现实的。他呼吁终止降低货币成色以及实行纸币兑现，同样没有提出使政府摆脱财政困境的解决办法。然而，公正地说，对此无人能作出解答，直到后来厘金转运税的有效性变得显而易见时为止。
沈的奏折的意义在于大胆敢言，他所抨击的政策是一个深受困扰的政府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而采取的。他的批评虽有原则性，却是失策的。鉴于王茂荫于1854年4月被免去户部职务部分是由他的奏折所造成的，沈的批评也会惹来政治灾难。然而沈较为幸运，他提出了强烈批评，但没有受到责罚。对于监察官来说，尽管在理论上享有豁免权，却也可能会因直言敢谏而受处分。
虽然沈生长于生计窘迫的家庭，但他双亲的博学使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与沈家和林则徐一家的亲密关系有重要关联。直至进京考试之时，对于他学识上和道德上来自家庭关系的最大影响，可能来自林则徐本人。林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洁白无瑕、坚决果断，奉献于经世学派的信念，其改革热情和爱国精神都是众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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