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所有这些，必然加强了沈的双亲和老师对他的教育和性格塑造的努力。其后，沈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也以林作为楷模。
事实上，中国历史家常常视沈为林的“道德继承人”。他们的翁婿关系，在所有沈的传记中都作了记述，他的父亲反而往往没有被提到。在许多情况下，沈传被列于林传的同一篇。因为传记的汇集在传统上意味着对一定时期内模范人物作出共同的评价，这一启示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沈是否将自己可以看做林的“道德继承人”，我们不妨暂不作出回答，而将这个问题记在心中，来考察他的一生和事业。
沈和林家的密切关系是否对他的早期事业产生有利影响？现有证据表明，影响很小。虽然沈的京官生涯始于1845年林在政治上平反之后，但沈的几次任命和晋升都是正规的。事实上，他早期事业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在进士考试中没有名列第一等，使他失去担任高级京官的机会。然而，作为林则徐的女婿并非没有益处。25年后，沈的反对者们察觉到他与林则徐的亲属关系，部分地出于上述原因，避免了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是我们不必对这些亲戚关系过于重视，因为沈的事业成功，是林则徐本人的儿子们远远不及的。这可以在沈的御史任内看得很清楚——他的有勇气及在一定程度上有远见的奏折，使他赢得晋升和曾国藩的庇护。
沈作为监察官，和同僚们一样，虽然缺乏官场上的经验，但人们仍然期望他能够坚持传统和信仰。所以，很自然地，纵使他早期受过改革思想的熏陶和林则徐的影响，他的奏折还是显示出不少理想主义、“未经消化的”儒家学说，显得天真淳朴。鉴于监察官是被看做朝廷的“耳目”——一种重要的委托——沈后来在回顾自己1854年所表现的思想不成熟时感到后怕。但是，当他成熟之时他放弃了理想主义吗？更重要的是，1856年之后，他从一个“道德和政策的保卫者”（监察官）变成“可能被找到岔子的人”（地方官员），他的思想主义信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那么，他是否有能力在理想主义和官僚世界的严酷现实之间保持平衡？这里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解答。
最后一点，沈留在北京大约7年（1847-1854年），一定会跟同级的官员们接触。举例来说，我们不能排除他和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林则徐的得意门生有联系。这样的一批人自然成为他一生的朋友和亲密同僚。比如，梁鸣谦1866年之后是沈在福州船政局的左右手。
不少人和他同年（1847年）考中进士，他们是他的“同年”。其中有李鸿章、李宗羲、何璩、马新贻和郭嵩焘。李鸿章和他由同一个考官所取。在清代，考试结束并发榜之后，认了考官，考生和考官之间就形成老师和门生、庇护人和被庇护者的关系。作为同一老师的门生，沈和李就会有建立牢固联系的可能。另外，“同年”关系的意义可能被夸大，上述几人中有的后来就变成了沈的政治对手。但是，若有共同利益存在，同年关系仍很重要。沈、郭和李之间互相磋商和支持，在他们后来事业中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