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圣人复出，也不能不讲究变革、注重洋务。可是直到如今，朝廷却仍旧一味因循守旧，“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人才非资格不能进”；士大夫们还是在八股、试帖、小楷上耗费时日，“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听到有人讲求洋务，便大惊小怪，以为是狂人狂言。这样“拘挛粉饰，靡有所届”，外国日强，中国日弱，一二十年后，就更不堪设想了。面对这些状况，他觉得有如骨鲠在喉，不能不吐。然而按照封建王朝的体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像他这样的知州“微员”，没有向朝廷上书言事的资格，要是自说自话地去大发议论，很可能会被斥责成不安本分的狂徒，甚至会受到革职查办的处分。因此，他也只能按成例办事，把满腔愤激强压心头，耐心地等候合适的时机。
自然，在苏州书局的这段日子里，薛福成也并非无所事事。他代人写墓表、家传，与人合刻曾国藩的书稿，并撰写有关继续批评科举制度和如何治理黄河水患、兴修西北水利等方面的文章。除此以外，他还写了大批借古喻今、暗砭时弊的史论。
在《海瑞论》中，他反复称颂海忠介“以鲠直事君，以果敢任事”的“刚气劲节”，在《叶向高论》中，他力图论证这位晚明的贤相隐忍不发，和客魏阉党虚与委蛇，是为了“潜移默夺”，以便挽救大局。
特别惹人注目的是十多篇关于《汉书》的札记和当时就以“鹅湖逸士”名义发表于上海的文艺刊物《瀛寰琐记》上的《狐仙谈历代丽人》，以及《汉宫老婢》等笔记故事。这十多篇札记在学术上颇有独到之处。例如，根据史书记载，汉惠帝娶了赵王张敖的女儿为皇后，而张敖之妻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这样，历代有不少著名的学者都认为，惠帝作为舅父娶了嫡亲的外甥女，“渎伦蔑礼”，行同禽兽。薛福成便从分析惠帝姐弟的年龄着手，指出鲁元公主仅比惠帝年长几岁，而且嫁给张敖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不可能有可以同她弟弟生育子女的女儿。因此，惠帝的张皇后必定是张敖前妻之女。薛福成多少有意将同治皇后比作张皇后，而同治皇帝的命运也确实像汉惠帝——1874年年底，他在年仅19岁时便少年夭亡了。师法吕太后的西太后出自继续专权的需要，就改变祖宗家法，让醇亲王的儿子、同治帝的堂弟载湉承嗣咸丰帝。这个只有四岁、听任西太后摆布的小傀儡，即是光绪皇帝。
第二年即光绪元年春，按官场的规定，是候补同知薛福成赴部引见之时。从江南前往北京，中途必然要经过山东济南。这时，山东巡抚仍是丁宝桢。此时，薛福保在当丁宝桢的幕僚，薛福辰也在几年前调到山东当差，不久前因两次治理黄河有功，已升任为济东泰武临道。在这儿，薛福成从邸报上读到了朝廷颁发的最新的一系列谕旨。有些谕旨只是重弹些陈词滥调，薛福成浏览一下后就丢在一旁，可是当他拿起上年十二月的一份邸钞时，他的目光就立刻凝视在这一些字句上：“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悃，共济时艰。”白纸黑字，写得分明，两宫太后为了在这帝位更替的非常时期中稳定大清王朝的统治，决定要广开言路了。
读到这份懿旨，薛福成大为振奋。多年的夙愿将可以变为现实，他可以用“应诏陈言”的名义，畅开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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