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在家“读书奉亲”的薛福成27岁，已娶妻生子，可他时时期盼尽早立业，以自己的学识去匡时济世。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被剿灭，北方捻军仍在华北一带与清军对抗。1865年春夏之交，捻军在山东曹州击毙了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清廷惊恐万状，连下三道上谕，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星夜出省，前赴山东，主持“督剿”捻军事务。剿灭太平军已使曾国藩筋疲力尽，以生长于南方的湘军对付北方平原上的“马匪”，谈何容易？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率领湘军余部，奉旨北上“剿捻”。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与实力，曾国藩下令在沿途郡县张榜，招纳贤才。
当曾国藩的座船行至江苏宝应时，侨居东乡的薛福成闻讯，赶紧抓住机会，连夜起草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上曾侯相书》，以“门下晚学生”的身份口称曾国藩“太老夫子”，并火速将其面呈曾国藩。
曾国藩曾同薛福成之父薛湘有过不少交往，早就听说薛湘的几个儿子都擅长读书作文。如今见到薛福成的万言书，细加品阅，不禁频频点头，大加赞赏。他兴奋地对身边的幕僚李申甫说：“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语毕，命令手下将这自称“门下晚学生”的青年学子请到座船叙话。
晤谈之间，曾国藩目睹薛福成举止端庄、谈吐不凡，不但晓于国家大事，且国学根底深厚，是个难得的“经世”之才，便当场要求薛福成留在他的身边，充当幕僚。
接着，曾国藩又问薛福成，久居江北交游中是否还有其他贤良之士。薛福成当即推荐了四弟薛福保。曾国藩表示，他可带薛福保一起来。于是，薛福成、薛福保兄弟俩同一天投身曾国藩戎幕，以幕僚身份揭开了他们“匡时济世”的生涯。
曾国藩在接纳了薛氏兄弟的当天晚上，还在自己的日记中郑重记下这么一笔：“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
薛福成的《上曾侯相书》因何引起曾国藩“嘉赏无已”？这篇万言书典雅畅达的文字固然是个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所表述的内容，尤其是执笔者展现出的见识，深深叩动了曾国藩的心扉。
这篇《上曾侯相书》集中表达了薛福成在踏上仕途之前对社会现状、国计民生和国家前景的认识与思考，以及本人矢志钻研“经世实学”，向往投靠曾国藩以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尤其是信末所附《治捻寇》一文，以“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为目，综述了青年薛福成对“当今要务”的系统政见。
在“养人才”一节中，薛福成依据隋、唐以来朝廷选拔人才制度的演变，列举了科举制度在晚清呈现的种种弊端。他指出，科举制衰落了，这种考试机制选拔不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如“征辟与科举并用”，沿用老祖宗曾经使用过的“征辟”方法，征召天下贤才。
他还提出“垦植荒田”的主张。在太平天国战乱，富庶的江南竟出现“沃野千里，旷弃不耕”的局面，薛福成建议朝廷学习古人的“良法美意”，抓紧“修明开垦之政”，可将荒地作为“永业”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三年免缴赋税。还可以仿古代屯田制，将无主荒地分给各省勇丁，每丁给田数十亩，寓兵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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