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磅礴于胸臆”。就在这时，他与龚自珍、林则徐、黄爵滋等好友结成宣南诗社，时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议论时事，探讨学问。这一期间，魏源写成《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书，完成了刘逢禄遗书的校勘工作，并作《刘礼部遗书序》，析述今古文家法的源流演变，特别是张扬今文学派的宗旨：“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计，旁搜远绍，温故知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虽盛业未完，可不谓明允笃志君子哉？”
魏源和龚自珍是同时代人盛赞不已的“绝世奇才”，也是后世新思潮、新学风的滥觞。他们痛切感到社会深重危机，猛烈批判扼杀民族生机的专制主义和束缚人们头脑的腐朽文化，大胆倡言变革，呼吁一个生机勃勃、人才涌现、个性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些言论的深刻意义，在于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时代的金科玉律与文化蒙昧，提出了一系列闪烁着近代思想光芒的崭新价值观，从而宣告了中古文化的终结与近代文化的发轫。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论说“新思想之萌蘖”时，将“因缘远溯龚魏”。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叶德辉则将清王朝皇冠落地的大灾难、大变局，归咎于龚自珍和魏源二人。
但是，个人经历的不同以及世界的丰富多彩决定了龚自珍与魏源无论在文化性格还是在文化影响上都具有各自的特色。
与龚自珍比较，魏源有两大不及之处。论文学，魏不及龚，龚诗境界雄伟、形象瑰丽、意念新奇，魏诗则虽“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却乏于艺术精魂。论抨议时政、褒贬人物、惊世骇俗，魏也不及龚，魏源号“默深”，“默深”二字有“默好深思还自守”、“言立不如默成”之意，可见魏源的性格较为内向，而不像龚自珍那样易于冲动。正因为如此，对于龚自珍的“口不择言，动与世忤”，魏源殊不赞同，为此，他曾专门写信劝诫龚自珍慎于言行。由此一来，他对现实的批判，自然在尖锐性上逊于龚自珍。
但是，与魏源比较，龚自珍也有不及之处。
首先，龚魏二人虽然都主张经世实学，但是，就漕盐实政、务实重行而言，龚远不及魏。魏源是湖南人，青年时就读岳麓书院，深受“留心经济之学”的湖湘学派的影响。此后，他又相继为贺长龄、陶澍等大员的幕僚，有机会大量接触并参预处理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等实际问题，从而积累了大量“经济之学”的实际经验，成为名闻一时的实政之学的专家。
在经世实学方面，魏源的诸多活动影响甚大。道光初年，魏源在贺长龄幕中主持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此书集清初至道光以前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清晰地体现了经世派注重研究当代制度及其历史沿革，注重实用、功效、变革与进取的治世精神。《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不啻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它把士大夫爬梳经卷的注意力引向了社会实际事务，从而开创一代经世之风。此书出版后，凡讲求经世的学者，几乎人手一册，无人不知此书。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也深为重视《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说，他研究经济之学以两部书为根柢，一部是《会典》，另一部便是《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读《皇朝经世文编》，满纸丹黄地圈画，其专心致志可以想见。《皇朝经世文编》闻世之后，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经世文编热”，依《皇朝经世文编》体例续编之书竟多达一二十种，由此足见《皇朝经世文编》在中国近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
道光初年，清代经济生活中有两项重大改革，即初为江苏巡抚后为两江总督的陶澍在江苏实行的漕粮海运以及在两淮盐业专卖区推行的“票盐法”。这两项经济改革的要点是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漕务与盐务中。具体而言，在漕务方面，废除传统的漕粮官丁督运制度，代之由吴淞沿海一带的船运资本家来承担漕粮运输业务。在盐务方面，则是于淮北盐区内，改盐业官营为商营，实行盐业自由贸易。无论对于清政府摆脱财政困境来说还是对于航运业与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说，这两项改革都具有颇为积极的意义。而当时来往于贺长龄、陶澍两幕府中的魏源，正是漕粮海运与实行“票盐法”的积极倡导者与设计师。这无疑也是一种文化影响，一种作用于社会结构的深层的文化影响。
§§第二章一生怀抱几曾开——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