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自大的帝国文化氛围中，这一口号无异于石破天惊！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近世洋务运动的思想渊源。洋务派的中坚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无不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增强国力，以便清政府能从容“制驭”西方国家与国内民众。左宗棠筹办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是洋务运动中的一员干将，但是，他并不把这些洋务事业看作自己的独创，而是将其视为继承魏源的遗愿。张之洞对龚自珍嬉笑怒骂抨击时政至为愤慨，但对魏源十分钦佩。他称《海国图志》的问世，“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而追随魏源的思想轨迹的“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总结说，魏源当初提出发展对外通商与学习西方长技，朝野上下“无不笑且骇者”，以为是天方夜谭、奇谈怪论，而仅仅十余年后，“其言皆验”。由此足见魏源的思想具有一种把握时代脉搏的“超前性”。
魏源的思想也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假如说，魏源“师夷长技”的口号和创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及民用工业、设译馆翻译西书等具体主张都被洋务派所继承，那么，魏源关于学习西方，实行政治改革，发展工商业，重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思想则启发了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虬等早期维新运动思想家，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更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推动者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江标、皮锡瑞诸人都有直接影响。王韬曾高度赞许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这一“先声”是近代文化觉醒的先声，是中国冲破中世纪蒙昧、面向世界的先声。
魏源不仅是影响中国近代文化的前导性人物，而且具有国际性的影响。《海国图志》问世后，先后传入德国、英国、日本、朝鲜，而受魏源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则是日本。日本学者增田涉写了一部名叫《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的著作。书中说，《海国图志》初入日本时，一百三十元一部，仅八年后便上涨到四百三十六元一部，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人人争读《海国图志》的情形。由于《海国图志》切合了日本锁国时代思想界睁眼看世界的需要，当时的“开国先觉者”如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安井息轩、赖三树三郎等人，都竞相阅读《海国图志》，从中汲取营养。梁启超曾揭示魏源在日本思想界的重要影响。他说：日本的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皆为《海国图志》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话剧”。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也说，日本的平象山等人，读《海国图志》而愤悱，“攘臂而起，遂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
梁启超评论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府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之大计。”1828年夏，魏源游杭州，从居士钱东甫学习佛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魏源对宗教学说因此有较高深的造诣。
1829年，魏源与龚自珍应礼部考试。龚自珍中进士，魏源不第，遵例纳赀为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得以在内阁任事。这使他“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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