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鲁四带着我来到梁峁上。
梁峁上的狗们为我们奏响了欢迎曲。一条狗先叫了一声，全村的狗跟着起哄，那阵仗犹如一场战争的前奏。呼——，黑子身先士卒，带头冲进村子，全村的狗一下子寂然无声。我正纳闷这村子里的狗们为什么那样害怕黑子，鲁四说，它们是朋友。
伞盖似的大树下散落着六七户人家，一家离一家很远，不像山下的村子家家连在一起。场院里一群狗正在撒欢，黑子也在里边。几个老汉正在核桃树下谝闲，他们见鲁四来了，相互间骂着浑话逗笑取乐。
“呦呵，卤肉来啦。咱们喝酒。”这一回，我听懂了，“卤肉”是这伙人给鲁四起的绰号。
鲁四也不甘示弱，他拉起一个老汉的手，故作深情地说：“老骡子，我大临死时说我还有一个隔山兄弟住在梁峁上，今天总算把你见着了。兄弟，老哥我想你呀！”
另一个老汉马上接着说：“你大日过他妈。”
“就是哩，就是哩。”鲁四一脸得意，“我大不学好，给我留下这么个累赘。”
挨了骂的老骡子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把鲁四的手攥的更紧：“老哥，不是兄弟说你哩，你家辈辈都不出好人。前些日子你儿媳妇跑到公社告状，说你深更半夜的懒在儿媳妇炕上不走。”
另一个老汉接着说：“那儿媳妇也不会孝顺老人，老伴死了几十年了，你就让上老汉一回。”
鲁四反过来顶了那个老汉一句：“这么说来，你的儿媳妇让过你么。”
“……”从村口一直骂到酒桌上，喝完酒还在骂，分不出胜负，好像骂人是他们的强项。
那晚，我们没有回罗家塔，就住在梁峁上。
山民们知道我曾在林业局当过局长，对我敬而远之，他们全都客气的叫我“局长”，我说我早就不当局长了，就叫我老齐得了。他们好像不听我说，还是叫我“局长”。我没有办法，便由着他们去叫。
鲁四跟着一帮老汉摸牌去了。新婚的媳妇给我腾出了她的新房。睡在崭新而暖和的被窝里，思绪便像山泉那样不停地流淌。
我的老家在东北，父亲是老抗联的战士，解放后当上了奎屯林场的场长。奎屯林场很大，管辖着周围几十个小场。伐木工人把原木从山上伐下来，推到松花江里向下漂流，漂到奎屯时捞上来，垛在火车站的码头上，火车日夜不停的拉运，把原木拉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十六岁了。我跟在妈妈的后头。妈妈指着一个穿军装的人说那是我的父亲，叫我叫“爸爸。”妈妈的眼里含着殷切的泪水，她鼓励我:“娃子，叫，叫爸爸。”
我没有叫。但是我始终瞅着他，瞅着我的爸爸。爸爸伸手在我的胸前捣了一下：“嘿——小伙子，长高了！”我心里熨切了。我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爸爸！
爸爸为妈妈和我找了一幢房子，我们住下了。那时爸爸很忙，常常半夜回家，我早晨起来时，发现爸爸的皮大衣盖在我的身上。
我肚子里认识的几个字全是妈妈教给我的，那时我们住在齐家庄。日本鬼子把妈妈吊起来毒打，要妈妈交出爸爸，妈妈说我的男人早死了，死得没影了。……寒风刺骨的夜晚，妈妈攥着我的小手，一撇一捺地叫我写人、之、初。门外，响着枪声。
十六岁的我第一次背上书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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