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桑塔格的风格和审美观是什么？

    苏珊·桑塔格1933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不仅风姿秀美，而且天性聪颖。16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在施特劳斯和布尔克指导下攻读哲学、法文和文学。22岁获英文学与哲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杰出的哲学史家蒂利希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前往法国研究存在主义。26岁回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着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写作随笔的桑塔格与访谈中的桑塔格，有怎样的差异？答案是显见的：一种是她退隐于幕后，一种是其言说于台前；前者追求非个人化的客观冷静，后者沉浸于个体化的主观风格。《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原声”重现了这位20世纪后半叶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反思了诸如政治审美、身份性别、内容形式、现代文化等核心主题。从而，她的言说使艺术与生存融汇，形成了一种苦行与享乐同在、克制与激情共存的美学风格。桑塔格的谈话如其随笔，围绕于审美与政治、艺术与道德之间，自言其是“沉醉的美学家和痴迷的道德家”。她既没有将美学与道德反应分开，也没有使二者对立，而是认为风格同时超越了审美与政治、整合了形式与内容。“风格是艺术品中一个成问题的、可孤立开来的因素——作为一个表面现象，在它背后，其他问题——最终都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在于其概括了一种无关道德内涵的“审美世界观”。可以说，这些观念成为桑塔格对艺术作品评价的原则起点：坚持美学与历史两大标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补的——两者同样地不可或缺”，它“提供了对形式与内容之间交流的一次生动试验”。作为女性知识分子，身份与性别意识成为桑塔格立足边缘，进行强烈社会介入与批判的关键所在。在此书未收录的科特访谈中，她就揭示出与男性中心相对的女性边缘地位：女人天生就和病人、老人相联系(象征着生命力量的缺乏)。而《谈话录》中《妇女，艺术与文化政治》则侧面揭示出桑塔格对女权批评的保留态度。“需要重新思考的不是女权主义批评的合适性，而是它的水准”以及“女权主义话语的质量，它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也许女权主义者所做的只是粗糙描绘了社会、行为中的性别成见，简单幼稚地反抗了原有“厌女症”贬损，生造出与男性隔绝对立的女性风格。女权主义者却怪异地保留着等级制度、理智与理论的描述方法。这种依附、借来的父权话语，只会使激进的女权主义反抗成为一场短期性战斗。

    对于现代艺术，桑塔格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激进，她甚至有着谨慎的保守与严肃。她从来就是难以描述的，在书写中充溢着理智的肯定、克制的决断和难以辩驳的自信，然而她又渴望尼采、卡夫卡和梵高极端主观化的激情风格。“某种才华横溢的、愉悦的作品现在对我的吸引力比往常更强烈。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在趣味上更像个苦行僧”。她欣赏作为作家的巴特，是“密集与激情的典范”，认为学术特征是作品的障碍。然而在小说创作中，她又极端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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