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第一人称单数和自传性。她对艺术的现代性极有兴趣，却对现代社会程序大加批判。现代社会只是不断复制的过程，艺术品也只是生产第一个版本，之后不断被复制、回收、再加工。

    桑塔格始终坚持文化批评理念，她对社会、艺术的看法总是既多元统一，又折中整合。她的评价系统既有变易，也有恒常。你能确定的只是她态度的辩证性、相关性以及与主流的对抗性。桑塔格的谈话捍卫了一种自狄德罗、伏尔泰以来知识分子与作家职能的完美统一，它“促进关于文化的批评的或对抗性的理念的发展”。而一切生活与艺术的悖论张力早已凝聚为她捉摸不透的人格魅力与生存风格。敢言只是尽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职责，并未触及其核心。在安全的环境下敢言，或计算一番后觉得是安全的环境下敢言，实际上还多了一份投机，从而抵消了敢言者迈出的那一小步。作为异见者或反对派的敢言，则染上了党派色彩，他们是尽了异见或反对的职责，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更非其核心。异见者或反对派总的来说是站在或假设站在民众利益的立场反对权势者，相应地，他们背后往往站着一群同声者或支持者，即是说，他们并不太孤立，甚至并不是独立的。

    知识分子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接近核心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属的政治环境。就拿中国来说，陈寅恪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绝不妥协地捍卫学术自由。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批评时政，而如果不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则他可能更不会想去批评时政，而是继续做学术，甚至也就不必捍卫学术自由了。这将不影响他作为学者的成就，甚至不影响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将没有机会确立。钱钟书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是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他不害人、不累人，这在当时算是保全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而同样由于受到环境的制约，他也不可能站出来替其他人说话，更不要说为民众而大声疾呼了。而如果不是受到环境的制约，则他亦会更专心于学术，更不必替其他人说话或大声疾呼，也就不必披着“明哲保身”这件具有正反双重意义的外衣。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迫”作了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类型。

    鲁迅--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被迫”的，他是被环境所迫，更是被自己的良知所迫，最初弃医学从文学，继而弃文学从杂文。鲁迅提供了考察中国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环境的典型案例。所谓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加引号。这个环境，必须是有些许的自由，使敢言者在面对国家民族重大事件和问题时，不致于完全不能开口、完全失去讲话的场所和媒介;又必须有窒息性的嵌制，使敢言者顶住巨大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是有人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吗:如果鲁迅多活三五十年，他会是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谁也无法揣测他将会怎样，但可以肯定:他将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鲁迅。

    桑塔格作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其所处的环境，其“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去到极致，非常完美--当然，对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本人，则是最艰难的时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定义，如萨义德所言，是对权势者说不。对权势者说不，往往意味着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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