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为纲”的年代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更关键的是，他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进入了政府序列。只是，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一次政治挫折。1957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困难，精兵简政下放干部，吴仁宝“下岗”了。堂弟吴仁彪专门跑去想安慰他，遇到正在填猪圈的吴仁宝，堂弟说他看上去并不怎么悲观，“他告诉我，回来种地总不至于饿死，我本来就是种地的”。如他所说，此后，吴仁宝一直没有离开华西村，离开土地。即便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也没有放弃华西村支部书记的职务。“白天当大书记，晚上当小书记。”时任村委会副主任的赵毛妹记得，吴仁宝经常在半夜召集村委开会。在县里，他所采用的执政方式也是根植于土地的华西模式。为了改变官僚习气，他在县直机关大搞“三三制”——“1/3干部下乡，1/3干部调研，1/3干部留机关。”李德和当时最经常的工作就是陪吴仁宝下乡调研：“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有时走到哪个乡就住到哪个乡，第二天接着走。”胶鞋磨脚，他就索性脱了光脚走路，“赤脚书记”的称呼由此而来。但在“重大决定都要经过常委班子讨论”的县委，即便是一把手，吴仁宝的施政空间也不能与在华西时同日而语，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二次政治挫折。1980年，在县直机关举行的党代表选举中，正在华西村陪省领导参观的吴仁宝以3票之差落选。根据李德和的观察，因为当时全国刮起一股批判、反思“农业学大寨”风，当年的典型自然难脱牵连。

    1981年，吴仁宝卸任县委书记，上级有意安排他出任苏州地区农工部部长一职，但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华西村是我带大伙一手搞起来的，听我的。”从政府系统回归土地的吴仁宝，对政治有自己的理解：“政治的标准是什么，绝不是官职大小，而是看他能不能让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就是吴仁宝独创的“两手抓”：“一手抓同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群众保持一致。”“我只是个村官，我们上面的领导最多，谁都能管。”报告会上，吴仁宝笑眯眯地讲道，“每个领导的要求不一样，明着顶领导不高兴，只有暗顶，如果领导说的不符合华西实际，就回答谢谢关心，领导一高兴就不会盯住不放了。”听众发出了会意的笑声。对吴仁宝来说，应对上级领导检查是他为华西筑起的一道安全屏障。当年，为了保密，小五金建在最不起眼的河边角落里，前面是正大光明的铁匠铺，三面被树木环绕，遇到领导视察，大门一关，打铁的打铁，下地的下地，领导一走，工人立刻回厂加班干活。最为极端的例子，吴仁彪向本刊记者回忆，上世纪60年代，管水利的干部要求沟渠里什么都不能种，管农业的干部要求沟渠里种粮食，管副业的干部要求全面发展经济作物，吴仁宝的对策是——把一条沟一分为三，1/3不种，1/3种粮食，1/3种水葫芦，分别应对不同的领导视察。但这种他自称为“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却并没有激怒领导。任职近半个世纪以来，上到中央，下到乡镇，不管哪一级领导，只要来到华西，吴仁宝都会尽量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他的低调与谦逊，跟当年飞扬跋扈的禹作敏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华西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辆禹作敏送的美国大轿车，那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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