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相较于那需徐徐图之的衙役制度改革，设立国库、将财政收支一分为二，才是此次新政真正的核心所在。
只要牢牢卡住地方的钱袋子，断了衙役们从百姓身上肆意搜刮的财路，他们的行为自然会受到约束，管理起来也便水到渠成。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对于这收支分设的提议，在场诸位政务大臣竟无一人提出异议。
究其原因，大明朝廷的中枢机构，早已施行收入与支出分列的制度。
各部所需用度，皆由户部统一拨付，权势再大的吏部，也绝无可能如地方衙役般，公然向民间伸手勒索。
唯有地方官府，财政收支混为一谈，乱象丛生。
身为朝廷中枢的肱骨之臣，这些政务大臣自然乐见地方官府受到更严密的管束，削弱其恣意妄为的空间。
因此，这条新政甫一提出，便无人出言反对。
不过，朱允熥心知肚明，这看似顺畅的决策，真要推行至地方，必然会遭遇重重阻力。
那些盘踞一方的官吏，早已习惯了财政混乱带来的便利，骤然掐断他们的命脉，怎会甘心束手就擒？
不过，这些都是后事了。
只要一层层压下去，总会有厘清的时候。
随后，他声吸了一口气：“朕欲推行的第四项新政，便是彻底废除现行军、民、匠、商、灶、僧、道、乐等户籍之分，尽除贱籍之制。”
“从今往后，凡我大明子民，皆为朕之赤子，普天之下，再无贱民之说！”
明朝的户籍制度，堪称严苛至极。
不同户籍之人，绝无跨界从事他类职业之理，且这一规矩世代相传，牢不可破。
例如，军户之子，命中注定只能承袭父辈戎装，奔赴沙场；匠户之后，亦只能手握工具，终生与刀斧锯凿为伴。
同理，乐户、阴阳户、医户，皆如铁律般被框定在各自的命运轨迹中，难以逾越半步。
此制，一方面承自元朝遗风。
元人治下，将天下子民分作三六九等，等级森严，泾渭分明。
另一方面，明朝对此加以强化，实则出自朱元璋的深远考量。
在老朱心中，大明江山若要千秋万代，根基永固，唯有让社会秩序如磐石般岿然不动。
农民之子，世代耕田锄地；商贾之后，永远奔波于市肆之间……各安其位，各守其责，天下之人皆如棋盘上的棋子，循规蹈矩，纹丝不乱。
如此，社稷方能安稳，皇权自可长存。
或许，底层之人会愤然质问：“凭何不变？凭何我等永居底层不得翻身？”
此言出自肺腑，饱含不甘，振聋发聩。
然而，这不过是底层百姓的血泪呼声罢了。
若站在上层统治者的立场，答案却截然相反。
他们巴不得人人位置永恒固定，绝无一丝动摇。
若农奴翻身把歌唱，底层一朝崛起，凌驾于上，那便是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劫数降临。
唯有万事不变，方能确保上层权贵的利益固若金汤。
然而，在朱允熥眼中，这不过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徒具美好幻想，却与现实背道而驰。
他心思缜密，对此早有洞见。
原因何在？
说来简单，那便人之天赋，生而不同。
人生来便有高矮胖瘦，有美丑聪愚。
诚然，官宦子弟与富家后裔，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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