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设无锡国学专修馆，任院长。解放后，他任中国文学院院长。
当然鹤塘镇还有一个知名人物，即出生于本镇新河村的刘世勤，他比唐文治晚一年出生，虽然在文化教育上不能与唐文治相比，但他拥有的财产可让唐文治望尘莫及。他是太仓县的头号大地主。他有田地1.8万亩，占了整个鹤塘镇面积的三分之一还多。他的钱财分别入股太仓利泰纱厂、申新纱厂，还投资开老公茂酱园，办私家钱庄。他家的住宅大合院有正屋三进23间，东西两边厢房10间，另有副厅、义庄多间。厅堂内有民国总统黎元洪、军阀孙传芳、省长陈调元的赠匾题词。解放初，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刘世勤因高额盘剥，转移财产、抗拒缴粮、拉拢干部、民愤极大等罪名被当地政府镇压，太仓县人民法庭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彻底清算他的罪行，依法执行枪决。
刘世勤虽然是太仓县头号大地主，如果有人将他想像成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绸缎衣服，家有三房四妾，成天吃着山珍海味，出门坐着轿子，从不下地干活，最多柱着手杖在田埂边指挥长工干活的大财主，那将大错特错。刘世勤的生活其实非常节俭检点，不是出门过节，他平时穿的衣服几乎与长工无异，吃的也很平常，只有一个老婆，不赌不嫖。不是亲眼看到的人可能不会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凭心而论，刘世勤积累这些田地家产也是靠勤俭起家的。那些长工们还记得，刘世勤在世时，农忙时都是跟长工一起下地干活的。他家的子孙吃饭时米粒掉在地上，被他看到了就要骂“败家精”。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或许刘世勤的后代真被他骂声言中了，他们一个个躺在前辈的家业上，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低能儿，而且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刘世勤的儿子是这样，孙子也是这样。刘世勤看着他的后代这样不争气，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家业早晚要被他们折腾殆尽。于是当儿孙成家后，刘世勤就分给他们一份家产，让他们搬出去独立生活，眼不见为净，言称以后他们日子过得好坏，与他无关。
刘二贵是刘世勤的孙子，准确地说是刘世勤大儿子的第二个儿子。刘二贵被刘世勤“赶”出家门后，在鹤塘镇置了房子，先到上海城隍庙一个百货商行当了几年学徒工，三年满师后，回来在鹤塘镇住宅边上开了个杂货店。货从城隍庙这个百货商行进，开始生意还过得去，时间一长，终究老毛病又犯了，哪有心思经营小店，自恃在上海见过大世面，虽然娶了个漂亮的老婆，还常常嫖赌得夜不归宿。当然，刘二贵也有他的苦衷。
刘二贵的哥哥叫刘大贵，倒是个安分守己的男子。
父亲自己生活上并不检点，但对大贵、二贵两个儿子要求较严，从小让他们读书识字，不近女色。刘大贵到了成婚年龄，媒婆说媒踏破了门槛，他却一个也不中意，偏偏看上了家里的使唤丫头闵桂娣。对于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父母当然坚决反对。刘大贵几次抗争无效后，竟选择了上吊自杀的道路。谁知比刘大贵小两岁的刘二贵也看上了这个漂亮的丫头，只是在哥哥看上这丫头与父母闹别扭时，没暴露出他的心迹。刘二贵显然比哥哥大胆，不但嘴上跟父母抗争，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当丫头桂娣的肚子已微微隆起，就向父母摊了牌，如果不同意与她成婚，他就要走哥哥的老路。哥哥自杀后，祖父刘世勤把儿子儿媳痛骂了一顿，并抽了他们一人一个大嘴巴。刘二贵的父母哪经得起二儿子这样的要挟（实际刘二贵也只是吓吓父母罢了），如果二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再被刘世勤打骂是小事，断了刘家的香火才是大事，因此父母只得乖乖投降，遂了刘二贵的心愿。
刘二贵虽然如愿以偿地和闵桂娣结了婚，但令他苦恼的是，他一直盼着妻子能为他生个儿子，但她第一胎生了个女儿，起名叫金华，那正是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桂娣第二胎生的倒是儿子，可是出生不到两个月就得出血热夭折了。后来桂娣又连着生了两个女儿银华和菊华，刘二贵再想要个儿子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刘二贵的三个女儿后来都出落得一个比一个水灵，成了小镇上三朵艳丽的鲜花，就有人断言，刘二贵这辈子不愁吃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