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后来，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项命令，告诉郭嵩焘赔礼后不必回国，直接出任驻英国公使。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中产生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着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求教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他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便利用公务闲暇，悉心考察英国政治。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运作的实地考察，郭嵩焘逐渐摆脱了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在英国，他不仅敢于考究西方的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点。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郭嵩焘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千余年不败的原因。
1877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抵英次日，郭嵩焘便在公使馆中设宴，为李凤苞等人洗尘。在郭嵩焘的安排下，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国舰队中，另一部分则考入了皇家海军学院，此后成了公使馆的常客。在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谈话。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留学生们在留学心得中讲，英国人的微积分学、力学等学问，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学了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
年逾花甲、读了大半辈子儒家经典、头脑里塞满了陈腐观念的郭嵩焘，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是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的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在当时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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