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面子。他说：“夫不借外洋之战舰可也，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比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盖夷炮夷船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滥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烈？船则脆薄窳朽不中程，不是遇风涛，安能遇敌寇。”他强调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些观点当然易于被人接受，但在当时，恐怕是连想也没有人曾这样想。
其三，要想百战不殆，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他在书中强调了知彼的重要性——只有对外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才能攻其弱点，战胜敌人。他要求政府不能再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盲目虚骄，贻误时机。他说：“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粤东番船购求中国书籍，转泽夷学，放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了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这是他对《孙子兵法》的应用和推广，对清政府是有着相当意义的，但在当时却很少被采纳的。
其四，他归结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朝廷指挥失误，而并非侵略者的武器精良、军队强悍，或是士兵不动，或是因“汉奸”“莠民”所致。他认为：“奈何动曰无兵可用？又奈何动曰莠民可虞？诚能招募骁悍之民为兵，则北五省之回匪、红胡匪，……练中原亡命为陆营，陆营无敌于西北，而土盗不生于西北矣。收两利，去两害，是在神明代裁之大人哉。”他要求统治阶级用国内的敌人去攻打国外的敌人，然后坐收渔利。
其五，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导致国贫民困的根源在于鸦片的输入和政府官吏的贪污腐化。鸦片的流毒，不仅使财富外流，而且使政治腐败、人才销铄，故他认为清政府应严厉禁烟。他说：“诚能以剃发之制禁烟，以清野之法断接济，以坚壁之法御火攻，烟可不遏自绝，寇可不战自困。”
其六，他认为在整肃内政方面应该采取除弊、节用、塞患、开源等措施，努力提高国家的国力。
他坚信，如果清政府真按他的意见去办，综合国力可以进一步增强，国耻可雪，外敌可御，清朝仍可回复到“康乾盛世”的局面。“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这就是魏源编撰《圣武记》的目的。
完成《圣武记》之后，魏源又开始继续林则徐的嘱托，致力于《海国图志》的编写工作。
魏源在江苏苏州守制，时值林则徐调任江苏布政使，两人常相往来，这给魏源以极大安慰。1832年，魏源应两江总督陶澍之邀，赴南京筹办两淮盐务。魏源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将食盐包商制改为盐票制，裁浮费，减盐价，结果不仅使国家税收每年超额几十万两，商人、百姓也都得到了好处。后来两江要员如林则徐、李星沅、陆建瀛等，凡是有关漕河、盐兵等事，总要请魏源参与。他写的《淮北票盐志》《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都是当时改革盐政的重要文献。
1835年，魏源由南京迁居扬州，因经营票盐获利，构“园”于扬州新城，内有古微堂、秋实轩、古藤书屋，兼有“竹林亭池之胜”，作为他读书治学场所，同时接母亲来此奉养。18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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