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一下从嗓子眼就掉落回去了，该来的总会来的，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我停下脚步，转身来，低着头不敢看父亲。
“抬起头来！”父亲很威严地喝到。
我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帽子摘了！”父亲又喝到。身为警察的父亲这几句喝令基本就会让人心理放下武器，放弃抵抗了。
我不情愿地把帽子摘下来，父亲走过来，左右端量，那么大一块白纱布扣在头顶，肯定跑不掉了。
“你头怎么回事？”父亲继续威严地喝问，但语气明显放缓了。
“没什么事，摔了一下。”我不在意地回答。
“过来！”走廊灯比较暗，父亲拉我到他的房间，爸妈的房间有个吊灯，六个灯泡，亮度高。
父亲打开吊灯的开关。拿一个木头方凳放在灯下，把我摁在凳子上。
“别动！我看看。”父亲说别动的时侯依旧威严，但说到我看看的时候已经变得温柔起来。我好像从未听到父亲这种口吻跟我说话。
我老实地坐着，头被父亲也轻轻摁低了一些。感觉父亲在小心翼翼的撕起胶布。
“哎呀，轻点爸。”胶布粘的头发，拽起来疼，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伤口的疼痛。
“好的，我轻点，你忍一下。我必须要打开看看伤口。”父亲担心地说。
感觉伤口的撕裂痛，我咬牙忍着，嘴里哼哼了几声。棉纱布揭开了。
“哎呀，伤口这么大，你这孩子，怎么搞的？”父亲既心疼又生气地责问。
“骑自行车下坡，有雪滑，没刹住。”我在害怕父亲发现前的忐忑中已经想好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还一直担心做警察的父亲明察秋毫，不相信会追问。
“怎么处理的？就这么简单包了一下？没打破伤风和消炎针吗？”可是父亲根本没有继续追问我原因，只是一味地开始担心我的伤口了。
那次，我看到了父亲最温暖的一面。
“哎呀，口子这么大，你这个孩子，疼不疼？怎么搞的？唉！”妈妈在厨房还没吃完饭，听见父亲的声音也赶紧赶过来。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几点摔的？”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抬手看看表，“晚上有值班大夫，必须缝针。”
“那赶紧穿衣服，走吧，都穿上大衣，晚上冷！”妈妈着急地安排着。
“哥，疼不疼？”小溪不知何时过来偎在我肩旁，轻声问着。
“没事，小溪，哥体格好着呢。”
“好了，赶紧穿衣服，走！”父亲已经在穿外套了。妈妈拿着父亲和我的大衣走过来。
父亲的是橄榄绿的新式警用大衣，我的是蓝色的旧式警用大衣。同样的暖和，我的大衣父亲也穿了多年。
烟墩山医院离我家很近，向北顺胡同，穿过两条街就到了。
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响着，路上的积雪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不那么洁白了，但增加了小巷的亮度。父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走到医院。父亲的大手厚重而有力。
那时烟墩山医院不是现在的临海高楼，华丽壮观。还是一座三层的简易楼，水泥地面。
楼门前，同样昏暗的灯光。门口很安静，没人，也没现在的好多摊贩和等候的出租车。
父亲拉着我快步走进医院，左手边有个窗口还亮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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