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发老羞成怒，强词夺理曰：“你等欲保全路事，亦须好好商量，为什么叫商人罢市，学堂罢课，抗粮免捐，这非谋逆而何？”殿俊曰：“这是川民全体意旨，并非由殿俊等主张。”赵屠户取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掷于地上曰：“你们自去看来！这书上明明只书十九人，你五人名又首列。哼哼！名为绅士，胆敢劫众谋逆，难道朝廷立宪，就可令你等叛逆吗？”五人瞧着，尚思抗辩，赵屠户竟喝令卫弁，将五人拿下送监。
五人被捕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或手捧光绪帝神位，或手举一炷香，潮水般涌进督署请愿，跪地磕头，哀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请愿群众，赵屠户传令曰：“拥挤上院，格杀勿论”。卫队即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又令军队把守隘口，严令镇压。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屠户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群众，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屠户愤犹未息，竟奏称乱民围攻督署，意图独立，幸先期侦悉，把首要擒获。同时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之传单。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群众纷纷揭竿而起，直扑成都，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赵屠户一面派兵分头镇压，一面联络鄂督瑞澂，迭上奏章，急电求援。摄政王还道川境大乱，催促端方迅速西上查办。同时，启用前两广总督岑春煊，带领六省之兵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端方得令后，向鄂督瑞澂借得两队新军，开拔而去。
岑意主抚，行到湖北，与鄂督商议，意见相左。又与赵尔丰通信，尔丰大惊曰：“既来了端老四，又来了岑老三，一旦获知真相，不仅撤职查办，还恐怕性命难保。奈何奈何？”连忙写了复书，说是日内即可肃清，毋庸劳驾等语，婉拒岑春煊赴川。岑得书，也不欲与他争功，便上书托疾，暂寓武昌，借八旗会馆，作为行辕，落得消闲。
新军开拔，武昌空虚，同盟会会员一时云集武昌，决定趁机发动兵变，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宣统三年八月初，同盟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中秋节前四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中秋节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十天。再加上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于八月二十五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八月十八，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数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鄂督瑞澂当即下令关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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