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村干部上门上户催农户去粮站交粮，以便代扣税费。如果农户坚持不去交粮，镇、村干部就强行开仓扒谷，直至粮款足以缴纳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

    风起于青萍之末。与平安县相邻的东巴县地处晴川平原南部，沃野连绵，是晴川地区最大的粮仓。八月初，粮站开秤收粮，但主动交粮的农户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各乡镇纷纷组织干部上门“催粮”。谁料，今年“催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反抗，陆续有干部和农民发生激烈冲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逐步升级。八月十九日，东巴县有六个乡镇政府机关遭到大量农民围攻、打砸，多名干部被打伤，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八月二十一日，冲突波及晴川地区七个县二十三个乡镇。次日，副省长茅思退坐镇东巴县。紧接着，省委一把手孔令春莅临晴川，亲自指挥处理“八·一九事件”。

    这起恶性事件范围广、影响大，轰动一时。九月初，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晴川开展调查。此次调查由副部级领导带队，力度之大，可见一斑。调查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减负工作文件精神的情况、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是否超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在粮食收购时是否代扣代缴农业税之外的其它费用、是否向农民收缴了其它集资、摊派款项、相关领导的失误和责任等。

    韦德昌觉得大事不妙，自己的政治生命如风中残烛。孔令春的到来，让他倍感愧疚，如坐针毡。而高规格调查组的进驻，使他如临大敌，寝食难安。他清楚，“八·一九事件”经不起查，且不说别的，收粮时代扣乡统筹村提留便是死穴。即使这个问题他推说不知情，下令动用公安、武警，导致事态恶化，这个责任他又能推给谁呢？调查组进驻后，他拨通了北京首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先是请他“稍等”，过一会儿，回话说“首长休息了”。第二天再打过去，秘书直接说“首长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言而喻，此路不通！首长显然知道他想说什么，看来事态非常严重。

    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调查组把“八·一九事件”定性为“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严重事件”。平心而论，说“过重”有点冤。多数地方征缴的统筹提留费没有超过去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绝对额也没有超过去年的数字。问题在于，晴川地区缺乏应有敏感性，值此大灾之年，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央规定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必须落实到村到户，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税费减免指标”。

    调查组刚走，韦德昌即将免职的说法沸沸扬扬地传开来。韦德昌知道这次惹下大祸，心里没底，又不便到处打听，只好闷着。别人说什么，不去理会。暗中抓紧收拾残局，免得一旦免职，手忙脚乱。过了半个月，议论渐渐平息。韦德昌却不敢掉以轻心，依旧忐忑不安。好在是历练已久的官场老手，每日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该下乡就下乡，该开会就开会，该作报告照样口若悬河作报告。晴川人感叹说，韦德昌背景大，这么大的事都抹平了。

    这天晚上，韦德昌难得没有应酬，吃完饭和老婆到附近散步，接着赶回家看新闻联播。有人嘲笑新闻联播固定模式：领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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