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
有道是，“天家无亲情”。李建成毕竟是嫡长子，立储以长，礼之正也，若因李世民功高就易储，必会引发朝中之乱，此决不可行；同时，短短一两年间，李世民在唐军、唐臣中的声望就这么高了，若再立他为太子，恐其威权就会太盛，则他这个父皇，也将难以制驭。
因李渊一向来，都是持衡为要，竭力维持现有格局，既不动摇太子之位，又倚重李世民之才。於二者之间谨慎权衡，断不肯使一方独大，以避免骨肉相争、朝局大乱而酿成祸患。——外有李善道这个强敌，一旦再生内乱，国必危矣。甚至不需李善道来攻，单是内部倾轧便足以瓦解新政初立的根基，唐或自将灭亡矣。可这平衡之术，如今却是日愈力不从心！
就在不久前，消灭了李轨后，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本薛举父子、李轨俱平，李渊接受了李建成自请，——却李建成之自请，实出於东宫官属太子中允王轨的建议，李渊亦知，然出於制衡二子的考虑，对此默许，已准备下旨，令李建成、李世民各统一军，分攻陕虢、河东，意在也给李建成一个建功机会，以平衡李世民威望。
然而诏令未下，却忽有刘文静妾兄告发刘文静声称要斩裴寂，并为厌胜之法、图谋不轨！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死党。
早在太原起兵之前，两个人的关系就非常亲近。他曾经对裴寂评价李世民，说李世民是“非常人也，大度类於汉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只不过裴寂当时不以为然。
遂刘文静案发，李渊便令裴寂、萧瑀审讯。
刘文静面对审讯，直言说道：“醉后斫柱，妄言必当斩裴寂耳，此诚有之。系因太原起兵时，忝为司马，与长史裴寂地位相当。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的官职、赏赐与旁人相同，远不如寂。东西征讨，家口无托，确有不满之心。”——刘文静和裴寂的关系早前不错，然自裴寂独得宠任，两人渐生嫌隙。刘文静性情粗疏，又自恃功高过裴寂，因而不免怨懑不平。
审讯得出结果，朝中顿时暗流涌动。李建成一系力主严惩，欲借此剪除李世民羽翼；而李世民则亲自入宫陈情，力保刘文静，为他辩解：“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裴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功高不赏，遂生怨望，醉言斩裴寂，情有可原。其所行厌胜者，本非初次，文静征战杀伐甚重，家中妖祟数见，故设法禳之，实无他意，断然非敢谋反！奏报此事者，其妹失宠於文静，因乃挟嫌告发，所言岂可信之？方今国家草创，万万不可因一言之失，诛戮功臣！若由此寒了将士之心，恐非社稷之福。乞父皇宽宥文静，以全君臣之义。”
但刘文静虽然功高，却一向恃才傲物，行事强硬，并作为李世民一系核心，他两人私交甚密，这种“臣强且附於皇子”的局面，对李渊的权力构成了潜在的挑战，李渊早是担心刘文静会成为李世民争夺储位的“助力”，甚至或会联合李世民架空自己。
故此他对刘文静素来“疏忌”。
加之裴寂也忌惮刘文静，——刘文静醉后都说要杀他了，这已是公开的威胁，裴寂岂能不惧？因其也趁机进言：“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李渊思之再三，於是终不听李世民之言，下诏以“妖言谋反”罪斩刘文静於市。并与他同饮的其弟刘文起同时伏诛，籍没其家。刘文静临刑，抚膺叹道：“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时年五十二。
刘文静、裴寂俱是从龙的元勋功臣，论以功劳，诚如李世民所说，无论定策之功、抑或军功，刘文静还都比裴寂为高，结果就这么因为醉后的一句失言，无中生有，竟致身首异处，兄弟同死。这件事，对唐之朝野震动极大，对唐之朝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从而以至已经定下的两路出兵此事，也因此延宕下来。
——则是说了，李渊难道就不清楚，一旦这时杀了刘文静，会对唐的军国大计造成何等冲击？他当然清楚。可刘文静，他不杀不行。实际上，出於平衡李建成、李世民这两个儿子之间的权力，这还只是杀刘文静的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在於，刘文静醉后不该说“必当斩裴寂”这句话，裴寂与李渊是什么关系？两人情分非同寻常，且则裴寂还是李渊专门扶持，用来制衡李世民等，助他掌握大权的核心亲信。却刘文静公然声称要杀裴寂，则若不将刘文静杀之，朝中势必内乱大起！二子之争，怕是会更加不可开交。出於稳定朝局，刘文静亦是非杀不可。故虽明知此举有损国事，只怕是空自给了李善道可乘之机，李渊也只能咬牙行此不得已之举。
这场唐室朝中的内乱，不必多说。
只说当下来看李世民，李渊能够看出，李世民心中对刘文静之死，仍不能放下，唯脸上不露怨怼而已，——想当年在太原时，李世民膝下承欢，父子之间亲密无间，而今却虽称了帝，建了国，权力面前，不知不觉中，父子之间却似渐有隔阂，大概是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暗自喟叹了下，李渊打起精神，顾盼二子，说道：“唤阿奴两人来，正为与你兄弟共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