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我当时看样子还不一定能够活下来，她是百般呵护才把我抚养这么大，我对此一点感激的念头也没有。不是我没有良心，而是我对很多事情都有点木呆。
别人一岁多的时候，都开始牙牙学语，接近两岁的时候，都开始说话了。而我到三岁了还不会喊妈妈，当时爸妈就有一点着急，怕我是个哑巴，后来能够喊爸妈的时候，口齿总是不很清楚，有时说话的时候，嘴里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淌口水，我觉得这是没把握好的缘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可邻居们就此判断说我可能是个“半转”，不透酸。农村的话不好懂，要是换成书面语就是有点弱智。
我不服气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话，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认为我有点弱智，有时为了验证这一点，有的人还提出一些不用思考就能回答的问题来捉弄我，我当然不屑一顾。我的沉默坚定了他们的看法，认为我就是弱智。
尽管是这样，父亲依然对我寄于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让他翻身得解放，能让他过上好日子，能为他养老，能让无后顾之忧。所以我起初上学不管多么笨，父亲总像训练动物一样，恨铁不成钢地训练着我，只要我作业没写完，他就会用他的破解放鞋朝我屁股上抽，有时会用他的铁钳一般的手指揪我的眼皮，不让我打瞌睡。作业写完了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成绩依然是班上的倒数第一名。
2、我受的棍棒教育
成绩不好，升二年级吧，怕跟不上；继续留级吧，年龄有些大了。父亲比较作难，我无所谓，父亲看到我那副轻松的样子，气不大一处来，拎着他那双破解放鞋，像老鹰撵小鸡一样，绕着院子硬是把我打了一顿。
我还是留级了。我由于个子大，老师怕我挡着其他人看黑板，就让我坐在教室的最后面，这让我很自卑。我的话更少了，少得别人问我话的时候，我也不想说。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可老师小题大做，又把它告诉爸爸，好像不让爸爸再打我一顿，我就占了便宜似的。
有的可能问我：“一年级的事情你怎么记得这么牢啊？”这个问题太不动脑筋。我当时已经是十岁，况且又上了两个一年级。一切历历在目是在所难免的。父亲指望我在第二个一年级中，把基础打牢，就像盖房子一样，把地基夯实，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将来考大学。
我在教室的最后面，整天像个傻企鹅似的，默不做声。老师布置作业，我就在书上做上标记，不这样的话，我说不定走回家就忘记了老师布置的是什么作业。我这个人记性不好，忘性特别大。有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病，想让父亲领着我到村委诊所看看，父亲总是眼一瞪，呵斥到：“你是不是想找事啊？你？”吓得我赶紧一溜烟地跑了。
我那时上学，不像现在纯粹的上学。我放学回家后，还要干活，十岁了，很多事情都干得动。有时到地里割草，因为我家里养了两头牛，一头猪，这些都是吃草的动物。不但我割草，我的两个姐姐也割草。在我印象中，我们家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草。
大姐十四岁，在初中二年级上学，初中住校，她只有在礼拜六、礼拜天回家，不过她一回来，也像旧社会的长工一样，拼命地干活。二姐十二岁，在小学五年级上学。她跟我一样，放学一回来，总是赶紧下地割草。
一心不能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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