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百姓的权利和义务》中我又写道：百姓们以缴纳税收、承担兵役、徭役等方式承担对国家的义务，与此同时，国家就应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神圣不受侵犯，保护他们劳动、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他们身处何地，哪怕身在异国他乡，只要他是我大中华的子民，他们就应该得到朝廷的保护。”写到这里，我不禁痛心地想到，历朝历代，所有流落海外的华人华侨的经历，就是一部部无比辛酸的血泪史，中国朝廷的文治武功，便只是对自己的百姓们无情的剥夺和压榨，却从来不需对百姓们承担任何义务。而就算他们对百姓们宁静的生活少些骚扰，百姓们都要发自内心的对他们高呼万岁。

    印尼华人的遭遇仍历历在目，当那些受难的同胞们无助的眼神望向自己的母国的时候，哪怕伸出一点点援手对他们都是雪中送炭，可他们却只等到冷漠的对待和一句无比轻巧的“他们早已经入了他国的国籍，我们不能干预他国的内政”。

    因此，要使中国不再沉沦在这种迷茫中，不再令“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人渣们成为高歌颂扬的爱国分子，唯有唤起全民的权利意识，让他们自己觉醒。

    国家要强大，不能愚民，只能开化民众，愚民只是短视和昏庸的朝廷的才会干的愚事，他们必将遭到百姓们的唾弃。民智则国强，民愚则国弱。我们还要建立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让所有的人以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为荣，而不是削尖了脑袋往外挤。虽然不能排除某些人天生犯贱，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才是圆的原因外，但许多国人一有了机会就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不能不说朝廷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论调会在这个时代激起多大的波澜。我只知道，在这里推行我的民主和法制思想，我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些只会叫三纲五常的伪道学们、伪儒士们早就降了他们认为天命所归的大元皇朝了。张将军是个老好人，就算并不十分愿意接受我的想法，但也不会坚决反对，邓光荐倒是个问题，但就他一个人，估计也掀起不了大的风浪。

    因此，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富强的大中华帝国》一书中，我写道：大中华境内，无论出身、贫富、肤色、语言、职业等，一律平等，所有大中华的百姓，将共同享有自由、平等和富强的成果。

    我又写道，只要我们坚持以礼义仁智信为根本原则，以法制和道德加以约束，我们一定能使中华帝国成为八方来朝的世界强国。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朝，（这可是近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早朝了），我的思想刚一抛出，立即在朝堂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个老臣义愤填膺，言辞激烈。只有张将军仍如同平常一般平静。几个年轻的我刚提起来的大臣，倒是显得十分兴奋。或许因为他们的出身本来就低，如果不是遇上我这么一个不拘一格的皇帝，他们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邓光荐简直气炸了：“乱了，乱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秩序，还成何体统，群臣不分，上下不明，父子不顺，乱了，全乱了。”

    等他叫得声嘶力竭，连喘粗气的时候，我笑眯眯地对他说：“老师，您不是一直教导学生说，君不正则臣逃外国，父不正则子往他乡吗？学生只是提倡众人平等，并非要乱了上下之分，长幼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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