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我在图书馆
我留校了，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这三年天天在图书馆泡着，图书馆是我一天三点一线生活中的一个点，对馆里的一切并不陌生。见过了李馆长，李馆长把我领去见采编室的王庆同老师，让我留在采编室跟王老师学着分编图书。我和王老师不太熟，但听舒青的姐姐老提起王老师，说王老师是北大的讲师，原来是教西方哲学史的，会德语和英语，以前曾翻译过许多西方哲学书，57年反右，被定为右派分子，不宜教学了，被发配到了岚大图书馆，舒丽特别敬重王老师。受舒丽的影响，我虽未和王老师接触过，但从心里敬重着王老师，能跟着王老师一块工作，我打心眼里高兴，以后可以跟着王老师学学哲学，学学英语了。
我见过了王老师、彭老师，跟着李馆长离开采编室来到流通部。由于经常来借书和看书，我和舒丽及小李、小关、小田都很熟。
未等李馆长介绍见到舒丽我就先开了腔：“舒姐，我来图书馆工作了。以后多关照啦！”
李馆长问：“你们认识？”
舒丽说：“他是我弟弟的朋友，上学时老来馆里看书借书，和我们都熟。就不用你介绍了。”
回到采编室，我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先听王老师介绍分类法，什么科图法、人大法、中图法，王老师不愧是北大的讲师，讲起来条理分明，明白易懂。没几天我就学会了图书的分类编目。能够独立分编图书了。
每天分编图书，为了能给图书正确的分类，对新书总要看看内容介绍，有的书还得粗粗地浏览一番，浏览群书使我长了不少知识。文革刚刚结束，许多原来的禁书得以重新出版，新的观念开始冒出嫩芽，我像一个刚走出沙漠的人，贪婪的呼吸湿润的空气，大口的喝着久盼的甘露。爱读书的我如鱼得水了。
粉碎了“四人帮，百废待兴，77年3月，中央会议揭开破乱反正的序幕，8月中旬召开了十一大，在十一大一次中央全会上，选举华国峰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组成常委会。邓小平上台伊始就着手恢复高考，当年冬季在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下有570万青年参加考试，但限于大学规模条件，只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仅为5%。经济要发展，人才是短板，78年2月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景润的事迹犹如一股东风吹便九州大地。学习陈景润，知识是力量，科技能兴国成为社会的共识。
78年4月5日，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79年1月底中央为地主、富农摘帽。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了。以经济建设为纲，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走上了中国的大舞台。
为了发展大学教育，许多老专家被解放出来，重执教鞭。北大来函为王庆同老师平反，王老师要调回北大了，彭老师也要调回北京协和医学研究所了。20年，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到两鬓霜花，经历了多少坎坷，肉体的伤害和自尊的蹂躏……。我们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两位老同志激动的和大家告别，湿润的眼眶流露着既悲且喜的兴奋。二十年身处人生低谷，表现出的谦虚、宽容和平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同情。岚大就像他们的孩子，他们参与了岚大的创建。要分别了，总是依依不舍。
王老师和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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