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生命迹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一个曾经培养了多少人民教师的音乐老师被活活打死了。人性去哪里了？斯文扫地啊！
李子奇和几个工友只顾往前跑，听到没人追的声音了，脚步缓了下来。左右环顾了一下，只看到实验室的实验员祁玉英，俩人打了个招呼，在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在厂里俩人经常见面，虽然女工住在宿舍楼三层，男工住在一二层，见面也不说话，互相都知道对方是那个部门车间的，但男女有别，接触很谨慎。两个人都穿着劳动布的工作裤，裤脚和鞋子上粘满了泥，工作服都拿在手里。小祁的淡花衬衣湿透了，贴在身上勾勒出凹凸有致的曲线，脸红扑扑的，一双忽闪忽闪大眼睛看着小韦，嘴还在喘着气。李子奇穿一个白背心也湿贴在身上，清秀的面容泛着红光。俩人沉默着歇了一会儿，李子奇说：“走吧！到前面找个人家去。”
两个人站了起来，李子奇在前，小祁跟着往前走。走了一个多小时，看到前面有所房子，又不敢敲门，靠房边是一个堆放柴草的棚子。小韦说：“就在这儿歇一歇吧！”说完拉下一捆麦草铺开来，让小祁睡在里面，自己躺在小祁的外边。随然是夏季，西北地区日夜温差大，又刚落了汗，身上凉簌簌的，把上衣盖在身上还有些凉，两个人也不知从何说起，各自想着今天的惊魂一刻，但逃跑耗费了太多体力，不一会，疲惫不堪的两个年轻人就进入了梦乡。开始两人还有间距，凉意使俩人越靠越近，不经意的搂在了一起。
我们一行三辆卡车快近黄昏开到了东胜，在车站前的广场开了个全体大会，讨论下一步行动，有的说：“坐车到岚山去，找联夺会要上枪再打回去！”有的说：“岚山也不保险，不如坐车去北京，住在一机部等中央表态了再说。”大家七嘴八舌没有定论。正好再过一小时从北京到兰州的车就要进站了，孙阳扬对我说：“你和小舒去趟岚山，找联夺会的头头汇报一下我们的处境。看他们这怎么说。”我和小舒乘火车去了岚山。又过了一小时，开往北京的车进站了，其他人争先恐后的挤上了火车。
郑荫子从第五辆车跳下来慌忙向东南方跑，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听不到追赶的声音了，脚步放慢看了下左右，没什么人，前面有个小伙子，他加快脚步赶了上去。
“喂！兄弟，这是往那里走啊？”郑荫子主动搭话。
“你也坐在第五车？我往我们农场走”小伙回答。
郑荫子说：“我叫郑荫子，是仪器厂的，你贵姓？”
我叫赵晓阳，是凤翔农场的，”赵晓阳答道。
“你就是赵晓阳！农场造反派的头嘛！在大楼里就听说你的大名了。”郑荫子说。
赵晓阳对郑荫子说：“你也回不去厂子了，干脆跟我到农场去吧！那里我兄弟们多的是。”
俩人结伴同行，赶着夜路，走到天快亮时到了凤翔农场。
赵晓阳的宿舍是一排土平房中的一间，靠后墙是一个通间大炕，赵晓阳指着土炕说：“不如你们工人啊！正好同房的弟兄们都不在，先上炕睡一会吧。”
两个人躺在炕上和衣而睡，开始各自回想着这些天的经历和惊险时光，都没说话，疲惫的身体使他们不一会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下午3点了，赵晓阳出去在食堂打了两碗饭端了回来，递给小郑一碗。小郑肚子正饿得咕咕作响，接过筷子端过碗，碗是大海碗，碗里的白米饭上堆着辣椒炒土豆丝，大吃起来。
吃过饭俩人唠起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赵晓阳的爸爸出生在印尼，刚解放时抱着满腔热情回国投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参加西北建设，在凤翔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1957年因为给校长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份子”。1964年高中毕业，成绩是凤翔第二的赵晓阳竟没被录取，工厂招工也不要，只有一条路-下乡，就来到了凤翔农场；郑荫子的爸爸是上海一个工厂的工程师，小郑在上海的一家中专读书，1963年毕业，因为三线大建设，和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分到凤翔仪器厂作技术员。
患难相交的俩人无话不说，他们讨论了各自对文革的看法。赵晓阳拿出一份北京红卫兵送给他的《中学文革报》，上面有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给郑荫子看，郑荫子听说过遇罗克和他写的《出身论》，但想看看不到，今天见了，接过来一口气读完了《出身论》，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是马列主义辩证法的经典应用。”
赵晓阳说：“我赞成他的观点，第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没得说，地主出身的彭湃就是最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况且一个人的出身由不得自己选择，但走什么路是自己选择的。顾顺章倒是工人出身，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不就成了大叛徒，差点断送了共产党吗？”两个人越说越投机，有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