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退役时机，后者居然是在当时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开幕前一天正式发布，李娜敢在家乡父老面前这样坦荡“放肆”的宣布退役，刘翔却不行。李娜可以在职业生涯中屡屡做出“出格”的言语，但是刘翔只能说说有点个性充满正能量的话，否则，只有沉默和闭嘴。体制内的身份与体制外的形象，造成了我们对刘翔的巨大错觉。他的难言之隐，他的错综矛盾，是商业与体制的双重绑架制造的。但是，退役后的刘翔摆脱得了商业绑架，却摆脱不了体制束缚。他的老乡姚明成为一个绝妙的注解。姚明的职业生涯经历过三次蜕变。第一次是由一名中国专业篮球运动员，实现单飞，转化为NBA的职业选手；第二次是在成为职业化运动员后逐渐“去运动化”，成为一名投资多个项目的商人；第三次是在退役后，除了保持商人身份，又一变为慈善家与公益事业者。刘翔曾与姚明在社会声望和美誉度上一度并驾齐驱，虽然跑道和财富人生都跌宕起伏，但身份始终如一，即一名专业田径运动员。“运动员”和“商人”的区别，不是两人年龄上差的三年，而是两种体育体制的隐秘象征。姚明在“后运动员时代”积聚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德行，而刘翔始终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过去几年的刘翔，是个人意志受制于商业利益与集体主义，自己做主受限于广告合同与领导安排，未来的刘翔即便摆脱了商业绑架，依然无法脱离于体制内。有人说，刘翔退役了，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但他除非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即退役后来一次单飞！譬如“好心人”为他出的进入娱乐圈的点子。不过，刘翔和体制内大多数人一样，早早就预定了一把红色降落伞。他的名字和职级将会进入上海体育行政系统或国家体育总局。刘翔根本就做不到华丽转身，只有沉默退隐。在中国，可能没有另外一个体育明星能像刘翔那样矛盾。他一方面曾是体育符号、传奇巨星，另一方面则沦为商业与体制争夺的牺牲品。但他的悲剧不仅限于此，正因为他的资源稀缺性，他成为了一个工具，成为一个被大众社会解构的消费品。他曾经是国民英雄，但最终成为沾上道德污点的公众人物，这不是商业绑架、体制绑架的罪过，而是道德绑架的祸害。商业与体制的双重绑架不足以造成刘翔的今天，真正击倒他的是道德绑架，国民英雄倒在了国民的责难中。文化评论家陈丹青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谈到刘翔退赛被苛责时说的话，至今依然奏效，而且持续奏效，当时他说：“我非常厌恶某些人对明星的期待或者苛刻。你可以有fans，你可以为他晕倒，但这只是fans的一种生理热情，如果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十几亿民众对一个运动员赢了或者输了这样在乎，这是很没出息的。英国人、德国人不会干这样的事情，那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中国在这方面还没有摆脱幼童期。”这是刘翔“沦为”今天的悲剧根源。刘翔退役了。刘翔的退役，在理论上否定了他再夺奥运冠军的可能。另一层意义：刘翔的退役，意味着中国人在50年甚至100年之内不可能在奥运田径男子径赛短距离项目上夺得冠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只有退役了才能证明刘翔的伟大。刘翔代表了中国人身体能力的上限。请注意，我说的是“身体能力”，就是那种不靠技巧、不靠团队、不靠营养、不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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