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然，全组织部的人就都知道了。
王恒山还说，他初步怀疑是余善贵办的，理由就是快递上的字体和当初那个字条上的字体有些相似，而那张字条，自己曾经研究了一个多月，几乎查阅了县政府留存的所有资料，跟余善贵的字体很像。
刘旭东此时有两种感觉，一种就是王恒山对自己的事情真的用了心了，哪个领导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花一个月去查找一个字体，可王恒山为了自己能做到，他对王恒山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第二种感觉跟王恒山一样，就算王恒山不说，刘旭东也怀疑是余善贵办的，因为赖文化现在已经失去了自由，只有余善贵才有可能搞到这些照片，也只有余善贵对自己怀恨在心，如果不是他，还真想不出合适的人眩
刘旭东对王恒山说：“我也怀疑是余善贵，但现在的首要问题不是谁办的，而是怎么解决，现在几乎全宁城都知道了我被提拔的事，如果迟迟不下文，恐怕不好交代。”
这当然也是刘旭东来找王恒山的唯一目的，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对于敌人，那就可以慢慢的去对付，我方是白道，打起仗来必然自己占很大优势。
白道虽然有时候成了警-察的代名词，但在官场，如果你从政，那你就占有绝对性的优势，敌人是平民百姓，那你获胜的几率就是百分之百，没有丝毫的悬念。
王恒山听刘旭东这么一说，点了点头说道：“这个任命文件也是可以硬下的，但如果举报人再追究，或者往更高一层次举报，那就得不偿失，还不如延期。”
王恒山说的自然有道理，刘旭东处理过很多举报，也遇到过举报人不服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实名举报的，如果安监局接到举报不去调查，或者调查核实了不出结论，那必然会遭到举报人变本加厉的举报，甚至还遇到过告安监局不作为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组织部不担责，也在情理之中了。
赵学奎的这个延期是一个妙计，延期，延到什么时候没说，延一天也是延，延一年也是延，就算延到刘旭东退休，那还是延，赵学奎不表态自有他的道理，王恒山也没办法，谁都不想因为别人的一件事丢了自己的乌纱帽，就算得罪了领导，那也值，领导得罪了，最差也就是自己被冷落，还不至于丢官，可这事要是捅到上头，弄不好一夜之间，自己就回家种田了。
宁城县现在的企业就是这种情况，当初招商引资，县领导拍着胸脯跟企业家们保证，手续的事情以后再说，先建厂房，先投产，可哪个县领导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等下一任来了，企业什么手续都没有，必然会大发雷霆，要求企业办手续，这先上车后买票的道理说起来简单，上了车要是没卖票的那就不好办了。
企业去办房产证，房管局要建设手续，去建设局办手续却卡住了，现在建设局对于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属于终生追责制，谁签了字，即便你退休了，工程出了问题也要把你揪出来，然后问责，所以没有一个人给企业签字，得罪了就得罪了，大不了自己不升官，不提拔，总不能一辈子提心吊胆。
赵学奎是谁，好歹也是个县委常委，举报信亲自快递给他，他能不考虑考虑么，如果单凭这一封举报信和这些照片，那是完全可以撤销公示的，刘旭东是王恒山的女婿，自然不能得罪，虽然对刘旭东说是跟王恒山商量出的结果，其实那是赵学奎自己的主意，只是跟王恒山汇报了一下而已，王恒山没法发表意见，也不能当即表示不理会这举报，而是跟赵学奎说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可以适当延期。
这个适当延期又是一门学问，意思就是不能延期的太长，而且还有附加条件，事情进展不顺利，三天的时间，如果事情解决了，那绝对不能延期。
刘旭东把自己的三个方案详细的跟王恒山说了一遍，意外的是王恒山并没有帮着刘旭东选一个，甚至哪个方案贴合他的心意他都没说，而是说，明天他要约见一下余善贵。
堂堂一个县长，要约见一个“患病在身”的人，这在理论上根本行不通，余善贵现在是缓刑期，表面上他活动自由，但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在这个非常时期，县长和他见面，多多少少也存在一点危险性，但王恒山出此一计，也是被逼无奈，他虽然可以使用职权把这件事摆平，但毕竟余善贵上头有人，王恒山一句话可以把余善贵送进去，上头一句话也可以把王恒山送进去，这相互制约的事，没有谁敢豁出去了办。
刘旭东听王恒山这么一说，哆嗦了一下，现在刘旭东的理解就是根本就没弄明白是不是余善贵搞的鬼，这样就盲目的约见他，到时候怎么说？就算真是余善贵搞的，拿权利压他根本行不通，现在余善贵是压着王恒山的，单从他办企业就能看得出来，但凡没有一点关系的，接手这个企业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余善贵现在是老板，虽然企业不大，但是能力却不小，王恒山如果没有跟余善贵交换的条件，这件事恐怕很难。